贾小瑞:读刘月映的散文集《桃源世外龙顶山》

　　天高歌亦长

　　——读刘月映的散文集《桃源世外龙顶山》

　　贾小瑞

　　我总觉得，散文是最体己的文体。作为读者，拿起一本散文，就无异于接通了与知己的热线，听他聊天——天南海北，听她诉苦——剖心示肝，同时他亦是明镜，照出自己的是非曲直。而拿起笔，写散文，不妨以自己为圆心，在过往的点滴中抒怀遣志，或用自己的酒浇开自己的愁。我因此觉得散文是可以托付终身的，比人更可靠。刘月映与散文的相亲，是不是也走这样的情路？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角落》如凌寒傲雪之梅，其幽香来自她由冬向春的人生历程。《角落》的感人之处大约正如题目所示：立足于角落，将居于一隅的自己真诚相示，将读者引为知己，踏上散文创作的正途。而刘月映即将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桃源世外龙顶山》是在同样的路途上走得更深远。

　　若说《角落》是以自己为圆心，那么《桃源世外龙顶山》就是以自我为半径，用心与笔观照更大的空间。这变化应是人之常情。人往往是在脱离了自我困境后，会自觉关注他人的喜怒哀乐，会敏锐地察觉别人的内在需要。《手串》一篇多写母亲对父亲的种种埋怨与指责，而父亲没有任何申辩，是沉默寡言的，仿佛木头人。但在文章的最后，只一个镜头——“父亲伤残的右手，竟然戴了一挂咖啡色的手串”，就令人心灵震颤，忍不住去想象父亲在人生的苦难中内心曾经和正在起起伏伏的心波情浪。父亲已是86岁高龄，在儿女的想象中本该风轻云淡，了却了不必要的浮华，但他老人家竟然用廉价的手串装饰自己伤残的右手，这其中包含着的爱美之心是如何强烈啊？父亲戴手串也大概不单出于一般人对漂亮物件的喜爱，也许更多来自父亲遮掩疤痕的“别有用心”，这“别有用心”正是父亲自尊自爱的表现。而父亲的自尊自爱似乎从来没有在母亲处和家庭中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怎样的心酸和卑微啊！刘月映能穿透不起眼的生活小景，感应父亲的内心渴望，终属难能可贵。梁实秋曾写过一篇题为《孩子》的散文，感慨现代家庭是以孩子为中心。他幽默发言：古之“孝子”是孝顺父母之子，而今之“孝子”是孝顺孩子之父母。梁实秋所言不虚。在如此的伦理观念下，儿女为王、父母为奴的当代中国景象并不罕见。为儿女者，是否能深察父母的创痛与愿景，真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刘月映的文章以赤子之心提醒着我们对父母的深度关爱。

　　《找手表》一文与《手串》题材相近，而刘月映的反省更深。“我”让父亲洗澡、换衣服，把年老的父亲搞得筋疲力尽、晕头转向，所为何来呢？不是出于父亲卫生、保暖的需要，而是为了在朋友面前展示整洁光鲜的父亲，以保住自己的面子。鲁迅曾说，面子是中国的精神纲领，如辫子，只要被抓住，全身都跟着走动。中国人谁不好面子呢？可好面子的心理如烂疮疤，都要私自藏着，谁好意思将其公之于众呢？刘月映在文中所流露的愧疚之情与自责之心让我们穿透文字，看到文字背后的人是率直、坦诚的真人。学者谢有顺有言：“在精神里造假，是文学中一种最大的俗。”刘月映的散文以“绝假纯真”的人格毕现远避了俗气，体现了“修辞立其诚”对于文学与事功的根本意义。

　　刘月映对亲人的书写常常拐入过去，从历史的纵深处引发一圈又一圈不易散去的涟漪。《香宝》《三奶奶的家事》《回不去的故乡》所写的人与事都携带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军事的信息，在此背景下放声歌哭人生的坎坷与人性的难测。此种精神现实，又该如何着笔呢？我们常常将文学与诗、与远方联系起来，似乎更愿意占领别处的高地，殊不知文学、尤其散文，也是一种实有的存在，写作应落地，应回到具体的人事与性格中，应显示出一人一事的物质性。方法之一就是写好细节。请看《香宝》中的一段：“香宝就坐在土路上哭，路上有一堆驴屎蛋，香宝在烈日暴晒下边哭边抓，边抓边哭，也不知哭了多久，直到把一堆驴屎蛋抓成了粉末。村长的老婆坐在大槐树下打盹，懒得动弹，任凭香宝在烈日下哭得撕心裂肺。”香宝是作者最小的哥哥，此段描写集中在“烈日”“抓”“哭”“驴屎蛋”几个点上，将11个月大的孩子饱受饥饿与冷酷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孩子吃奶天经地义，但1958年的夏天烈日虽炎，却照不到政治成分不好的人家，母亲不被允许在劳动时间回家给孩子喂奶！而当权者被权力膨胀后的铁血无情又是何等刺眼！正是有了如临其境的事实呈现，读者的心才会在真实中被触动，才会生发精神的省察，才会追问历史的荒诞所自何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乡是每个人的物质所依，是我们幼年摸爬滚打的热土，也是我们精神的根据地，更是写作者维系一生的命脉。故乡的山山水水、历史风俗应是我们最热爱又最熟悉的景观。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用深情的笔墨铺陈故乡的山水丽影。《我的老家》《故乡的那条河》等散文收入《角落》集，是刘月映反哺故乡的寸草春晖。而《桃源世外龙顶山》集中的《福坤的新鞋》《消散了的历史云烟》《五个金元宝》《天火》《唯一的幸存者》等是刘月映从文字与口传中爬梳故乡历史之一斑的重要收获。

　　历史是一个阔大的命题，给人以深长的诱惑。但面对历史的确定性与宏大性，个人若不能以独特的史识作出新的发现与解读，开辟独异的心灵通道，而只能将大而无当的公共话语再重述一遍，那么，不如老实巴交一些，只在叙事上下功夫，讲好历史故事。《福坤的新鞋》《消散了的历史云烟》《五个金元宝》《天火》《唯一的幸存者》诸篇大抵如此。刘月映分解历史为小人物的人生惨剧，不虚发议论，也不肆意抒情，而是以一颗历史探寻者之心记录可知的真实。即使是可知的真实也是有限的，因为真实只在全面的呈现中存在，而片面的知晓也许正导致了真实的湮灭。所以，文学写历史不是寻求正解，而是铺演一段故事，讲述一个人物的悲苦，做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语)。读罢《福坤的新鞋》《消散了的历史云烟》《五个金元宝》《天火》《唯一的幸存者》等，我真的很难清晰判定历史风尘中的谁是谁非，而只能发出百感交集的唏嘘。

　　宏大的题材，角度的选取很重要。只有抓住人心的柔软处，才能深入历史的冷硬处。以此来解读“以柔克刚”，也不失为新颖之想。《福坤的新鞋》的主要内容是1947年土地改革中福坤父子被活埋的惨剧，但文章始终在福坤与小姑的爱情信物——新鞋上深描细刻，以最甜蜜又最凄惨的人间至情与冷酷血腥的政治相映衬，各自所包含的精神色泽在对比中分外醒目。《天火》《唯一的幸存者》等也有日常化的掘进点，让远走的历史有着平常生活的可亲处。

　　重返历史，终究是为了有所警示。《消散了的历史云烟》中有这样一句：“这些故事当中的人都不在了。消散了的历史云烟应该留下点什么让我们铭记。”是的，铭记历史，为了当下更健康的精神生态。刘月映的历史散文由此产生意义。

　　《桃源世外龙顶山》集中还有山水人物、人生感怀等类型的散文，它们与以上论及的诸篇成形秋高气爽的气象，昭示了刘月映的另一段人生胜景。

　　201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