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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翠:论唐代关于马、鹰、松咏画诗的文化蕴涵

作者:烟台文艺网 更新时间:2019-07-26 11:18

  图画见精神

  ———论唐代关于马、鹰、松咏画诗的文化蕴涵

  兰翠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绘画艺术的兴盛是相辅相成的。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之于杜子美,文之于韩退之,书之于颜鲁公,画之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是一位全能型的士人,诗文书画无不精通,并且造诣极深,在他看来,我国的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到了唐代都得到全面发展,他的看法是具有权威意义的。可以断定,这种诗文书画“能事毕矣”的背后是唐代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拟就唐代诗人对画马、画鹰、画松等写物画的吟咏,透视其文化蕴涵,进而了解唐人诗画艺术共同繁荣的社会原因。

  一

  在唐代的绘画领域,画家们的表现内容极其广博,道释人物、山水林木、花鸟畜禽等都已发展齐备,名家名作层出。其中,花鸟草虫和鞍马畜兽属于写物门类。花鸟画在初唐至盛唐时期多以鹰鹘、珍禽异兽、以及奇花异草为绘画对象,用以装饰性的画于屏风、团扇等处。中晚唐后,各类花鸟题材受到画家的重视并逐渐臻于精妙。唐代见于文献并有专长的花鸟画家有三十余人,较为后世重视的有薛稷、边鸾、姜皎、冯绍正、萧悦、腾昌佑、刁光胤等。

  擅长鞍马畜兽的画家有曹霸、韩干、陈闳、韦偃、韩滉、戴嵩等人,他们中多数人主要生活于盛唐时期。如玄宗时代的曹霸及其弟子韩干,他们的鞍马作品为盛唐画坛增添了不少光彩。曹霸所画鞍马,逼真神骏,英姿飒爽,巧夺天工,深得唐玄宗的赏识,曾“承恩数上南熏殿”⑴(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也受到权门贵戚的追捧。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就记载了当时曹霸画马引起贵戚权门争相保存的轰动效应,诗中写到:“国初已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马脑碗,婕妤传诏才人索。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曹霸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其弟子韩干画马重视写实,也是当时受到帝王重视的一位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韩干”条记载:“(韩干)初师曹霸,后独自擅。玄宗好大马,西域大宛岁有来献,命干悉图其骏。时岐、薛、申、宁王厩中皆有善马,干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韩干所画之马皆丰肥健壮,体现了盛唐人的崇尚壮大的审美时尚,其传世的作品有《照夜白图》、《牧马图》、《神骏图》等。中唐时的韩滉和戴嵩也师徒相承,张彦远说韩滉画“牛羊最佳”。他任浙东西两遭节度使时,戴嵩曾入其幕府,“师晋公(韩滉封晋国公)之画,不善他物,唯善水牛而已。”⑵韩滉画现存《五牛图》,五头牛的神情毕肖,笔法细腻。

   二

  在封建时代,马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又是人们生活中主要的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秦汉时,骑兵已成为我国军队的主要兵种之一。以后历代相沿,军队的建制都包括骑兵。到唐代时,马匹更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重视,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唐代帝王多好名马,如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六马图赞》,赞美在立国战争中他先后乘骑过的六匹骏马:拳毛騧“天驷横行”、什伐赤“斧钺伸威”、白蹄乌“追风骏足”、特勒骠“乘危济难”、飒露紫“骨腾神骏”、青骓“足轻电影”。为追念它们的功劳,特命工匠制作了六块石屏式浮雕,并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其颂词,刻于昭陵北阙下。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到西域诸国去买马,以至于魏徵上《谏遣使市马疏》劝阻说:“今发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以为深怨。诸蕃闻之,必不重中国。马市既不可得,纵得马亦还路无从。但使彼国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魏征指出了太宗此诏令的不妥,并提出建议,以满足太宗好马的愿望。

  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⑷一些名马如“玉花骢”、“照夜白”等都命韩干“图其骏”。并且玄宗朝还驯养了大量的舞马,以作为庆典活动之用。《太平广记》卷四三五《畜犬》二“舞马”条就记载了唐玄宗每年在他生日庆典时表演舞马的盛况:“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分为左右。各有部,目为某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鬛,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施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此外张说的《舞马词》、《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薛曜的《舞马篇》、钱起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都描述了当时舞马演出时的壮观景象,尤以钱起的描绘最夸张:“须臾,金鼓奏,玉管传。忽兮龙踞,愕尔鸿翻;顿缨而电落朱鬛,骧首而星流白颠。动容合雅,度曲遗妍;尽庶能於意外,期一顾於君前。喷玉生风,呈奇变态。虽燕王市骏骨,贰师驰绝塞;岂比夫舞皇衢,娱圣代,表吾君之善贷?”

  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因此,唐代养马乘骑之风普及整个社会。从达官贵戚到市井百姓,都好马赏马。不仅饲养名马,还要图画保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唐人拥有的马匹已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了。如杜甫在困守长安的几年中,为谋得一官半职,不得不屈辱地“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⑸(《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窘迫的士人与拥有肥马的贵族的对比;而李白有时也会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⑹(李白《将进酒》),这是士人与投缘朋友畅饮时的豪气;士人之间“骏马常借人,黄金每留客”⑺(高适《钜鹿赠李少府》)的事情也很寻常。唐人对马如此的钟爱,除了它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外,更主要取决于我国历来赋予马的文化意义。

   如高适《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知君爱鸣琴,仍好千里马。永日恒思单父中,有时心到宛城下。遇客丹青天下才,白生胡雏控龙媒。主人娱宾画障开,只言骐骥西极来。半壁势不住,满堂风飘飒然度。家僮愕视欲先鞭,枥马惊嘶还屡顾。始知物妙皆可怜,燕昭市骏岂徒然。纵令剪拂无所用,犹胜驽骀在眼前。”高适与朋友鲜于叔明在毕员外家中做客,主人为了娱宾让大家观赏画马图卷。这幅骏马画虽未点明出自何人之手,但在高适的眼中依然生动逼真。然而诗人欣赏画马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而是通过咏画骏马比喻招贤之义。高适将画中骏马与现实中的“驽骀”相比较,明确表态:即使画中骏马只能观赏,于实用无补,也比劣马要强得多。象高适这样以骏马比贤才的兴喻是常见的,晚唐诗人顾云《苏君厅观韩干马障歌》也用了燕昭王这一典故:“竹厅斜日弈棋散,延我直入书斋中。屹然六幅古屏上,欻见胡人牵入天厩之神龙。麟鬐凤臆真相似,秋竹惨惨披两耳。轻匀杏蕊糁皮毛,细捻银丝插鬃尾。思量动步应千里,谁见初离渥洼水?眼前只欠燕雪飞,蹄下如闻朔风起。朱崖谪掾从亡殁,更有何人鉴奇物。当时若遇燕昭王,肯把千金买枯骨。”诗中除了感叹韩干画马的奇异高妙,赞扬燕昭王千金招贤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由此看出,唐人吟咏的骏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才”的代言体了。因此,就有士人借赋天子之马呼吁:“愿以求马之人为求贤之使,待马之意为待贤之心。”⑻ (《全唐文》卷546乔彝《渥洼马赋》)

  自汉代以来,中原就以获得胡马为贵,因为“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⑼(杜甫《高都护骢马行》)它作战勇猛,可以协助其主人立功疆场,因此,以胡马代表卓尔不群的士人,并且寄托他们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就成为唐代诗人经常运用的抒情方式之一。如杜甫的《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通过歌咏胡马的骁勇无敌,堪托死生,横行万里来表现其主人房兵曹立功异域的志向。其《骢马行》也摹写了李邓公拥有的大宛花骢马的雄姿逸态,最后以“近闻下诏喧都邑,肯使骐驎地上行”比况其主人将为朝廷所重用。李白《天马歌》则先歌咏天马的超凡出群:“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又用《战国策》中伯乐爱护服盐车之骥和《韩诗外传》中田子方束帛买下被弃的老马两个典事,表达逸群绝伦之士盼望遇到知音的强烈愿望:“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正因为骏马有此文化意蕴,所以唐人画马咏马就不单纯是当时尚马生活的反映,更多的则是借马寄托其理想精神。杜甫的《题壁上韦偃画马歌》在称赞了韦偃画马的巧妙精奇后,明确表示:“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高适的《画马篇》(同诸公宴睢阳李太守,各赋一物)借歌咏画家所画李太守枥中马的绝代独步,表达希望得到李太守荐用的心愿:“终未如他枥上骢,载华毂,骋飞鸿。荷君剪拂与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风。”

  三

  对于崇尚游猎和武功的唐人来说,骏马和苍鹰都是他们生活中,尤其是皇宫和上层社会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必需品。象骏马一样,鹰也是当时蕃夷和地方诸州进献皇宫或士人之间酬赠的首选物品。从《全唐文》中历朝皇帝禁进鹰犬的诏书中我们足以看出当时的这一时尚。如高宗皇帝李治《禁献鹰犬诏》曰:“弋猎畋游,素非所好,尝谓此志布於远近。而蕃夷有献鹰犬者,虑阻来远之情,时复为受,示以不违其意。其诸州及京官,仍有访求狗马鹰鹘之类来进。深非道理。自今后更有进者,必加罪责。”这一诏令提示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信息:当时因考虑到与边地诸族的友好关系,并且“虑阻来远之情”,“示以不违其意”,因此会接受他们进献的鹰犬等物品。但这样就引起了诸州和京官的仿效,也纷纷进献。在玄宗朝,其《停诸陵供奉鹰狗诏》令“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肃宗朝也有“诸道贡献,除马畜供军之外,其馀鹰繇狗豽奇禽异兽,并不得辄进”⑽(《元年建卯月南郊赦文》卷45)的禁令。透过这些前后不断的禁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这一风尚的盛行,但是一种社会倾向,如果任其过度泛滥,往往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弊端。唐代纵养苍鹰的风气就一度产生过很坏的影响。《唐语林》卷五《补遗》载:“顺宗时,五坊鹰犬恣横,州县不能制。多于民间张罝罘,或有误伤一鸟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时谓‘供奉鸟雀’。”《旧唐书•裴度传》也记载:“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先是,贞元末,此辈暴横尤甚,乃至张网罗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肯携蛇箧而去。至元和初,虽数治其弊,故态未绝。”可见,虽然朝廷数次诏令禁止,但是这种由上而下的放纵鹰犬畋猎之风,并未因此有所收敛或改变,而且,不仅在秋季盛行,只要豪族们愿意,随时都会有这种畋猎活动。因此文宗朝下《禁弋猎伤田苗诏》曰:“春夏之交,稼穑方茂,永念东作,其勤如伤。况时属阳和,令禁麛卵,所以保兹怀生,仁遂物性。如闻京畿之内,及关辅近地,或有豪家,特务弋猎,放纵鹰犬,颇伤田苗。宜令长吏,切加禁察。”

   如杜甫的《画鹰》:“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鹰作为众鸟之雄,其搏击长空的奋斗精神的确非其他凡鸟所能比。杜甫此诗不仅赞美了画鹰呼之欲出的逼真,更重要的是借鹰寄托了自己宏大的抱负,歌颂了卓然超群的理想精神。他的《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也有相似的寄托:“近时冯绍正,能画鸷鸟样。明公出此图,无乃传其状。殊姿各独立,清绝心有向。疾禁千里马,气敌万人将。忆昔骊山宫,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猎,此物神俱王。当时无凡材,百中皆用壮。粉墨形似间,识者一惆怅。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冯绍正开元中曾为户部侍郎,尤善画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杜甫此诗没有在颂赞冯绍正画技上多费笔墨,而是借鹰寄慨,明王嗣奭《杜臆》评说:“此诗盖因才志不展,而发兴于鹰扬者。公赋鹰马,必有会心语。”此言颇允当。才子们对自己普遍都有较高的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盛唐的士人更具备空前的自信和抱负,他们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总是希望能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当的对应物借以充分的展现出来。苍鹰超然拔俗于燕雀之流,与士人良好的自我认定十分吻合,有了这一契合点,鹰受到士人的钟爱并被不断地绘于图障咏于诗篇,就不足为奇了。高适的《见薛大臂鹰作》(一作李白)已把这种托喻表达得很直接了:“寒楚十二月,苍鹰八九毛。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云霄万里高。”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咏画马或画鹰的作品,大多数产生于盛唐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著名的擅画鹰、马的画家多活跃于盛唐阶段,另一方面更主要是因为盛唐士人从马和鹰的身上找到了他们施展理想抱负的精神寄托。盛唐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坏境,给士人们提供了可以充分展示其远大志向的空间,从而形成了盛唐人乐观自信,积极进取的时代特点,这在学界已成共识。可以说,盛唐人从骏马和苍鹰的文化蕴涵中发现了最适于他们抒发激越情感的内容,因此,借助咏叹画家的鹰、马作品,歌唱自己的宏伟理想,展示自己的豪迈胸怀,在当时的诗坛上,就成为时尚。

  四

  如果说盛唐人更多的是在马和鹰身上找到了自我,那么,中晚唐人则更多的是在松树的身上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寄托。检视一下唐人吟咏画松的诗歌,我们会发现盛唐与中晚唐诗人的关注点有稍许的不同,盛唐时期咏画松的诗作,多数仅就画面逼真的形象进行品评。如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绝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藓皮,屈铁交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著。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此诗中提到的毕宏,曾在天宝年间为御史,擅画古松。韦偃,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擅画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杜甫主要对韦偃所画的曲松形态,如松树皲裂的苔藓外皮,盘曲交错的高枝,和松下的超然自在的胡僧进行描摹,突出此画松的鲜活逼真。又如其《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也主要是就画松本身的特点进行评赏:“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澹来悲风。”所歌咏的是李尊师所画青松的神妙,是画面中画家在技术手法层面的老练功夫。

  追求高洁的人格,是封建时代士子们的普遍志向。但是在盛唐人的内心世界中,建功立业的现实追求对他们更具诱惑力,因为那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不少获取功名的机遇。但是随着安史之乱对社会制度的破坏,中晚唐人已失却了盛唐人那种可以高言王霸大略的环境,因此他们逐渐转向对高尚人格的追求。而松树的孤高坚贞的文化蕴涵,很适合他们的人格崇尚,如卢仝就用“千岁万岁枯松枝”比喻马异的个性:“天地日月如等闲,卢仝四十无往还。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岩崒硉兀郁律”。“青云欲开白日没,天眼不见此奇骨。此骨纵横奇又奇,千岁万岁枯松枝。半折半残压山谷,盘根蹙节成蛟螭。忽雷霹雳卒风暴雨撼不动,欲动不动千变万化总是鳞皴皮。”⒀(《与马异结交诗》)刘叉的《勿执古寄韩潮州》也用“老菊”“狞松”比兴,“古人皆执古,不辞冻饿悲。今人亦执古,自取行坐危。老菊凌霜葩,狞松抱雪姿。”

  因此中晚唐人咏画松的指向就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重笔浓墨地歌咏画家的技艺,而更加看重抒发咏叹松树的文化品格。

  如皎然《咏敡上人座右画松》:“写得长松意,千寻数尺中。翠阴疑背日,寒色欲生风。真树孤标在,高人立操同。一枝遥可折,吾欲问生公。”着力于赞美青松的“孤标”与高人操守的契合;皇甫冉《同韩给事观毕给事画松石》:“海峤微茫那得到,楚关迢递心空忆。夕郎善画岩间松,远意幽姿此何极。千条万叶纷异状,虎伏螭盘争劲力。”则突出所画岩间松的“远意幽姿”。元稹的《画松》则因为画师未能表现出松的“神骨”,故而对画师水平有所不满,进而表达他对松树“烟霄质”的崇尚:“张璪画古松,往往得神骨。翠帚扫春风,枯龙戛寒月。流传画师辈,奇态尽埋没。纤枝无萧洒,顽干空突兀。乃悟埃尘心,难状烟霄质。我去淅阳山,深山看真物。”李商隐《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干脆用画松的“孤根”“直立”形象比况君子和壮士:“万草已凉露,开图披古松。青山遍沧海,此树生何峰。孤根邈无倚,直立撑鸿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壮士胸。”可见,中晚唐诗人这些咏画松的诗歌,已不再局限于对画面中松树的各式逼真形态的摹写,而大多都是寄意于画外,从松树的画中形态联想到其画外精神,将画松的文化蕴涵与士子们的人格品性相照应。从盛唐诗人崇尚画松的形象逼真,到中晚唐诗人崇尚画松的画外文化精神,诗人咏松的审美取向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要之,唐代诗人吟咏画马、画鹰及画松的诗篇,既反映了当时画界的繁盛状况,也借以展示了诗人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不仅是承继发扬了我国长期以来赋予在马、鹰、松等物象上的文化蕴涵,更主要的是透过不同时期诗人的吟咏爱好及审美取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士人的精神崇尚。而这一切,又基于马、鹰、松等物象在唐代士人阶层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折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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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已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 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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