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
——《芳心似火》节选
◎张炜
书写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人，只要一提到“稷下学宫”四个字，立刻就要肃然起敬。中国人乃至于东方人都会将其引以为荣，充满了自豪感。这不仅因为一座巨大的学术殿堂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还因为它历时如此漫长，并且与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著名的“百家争鸣”之说也就由此产生，它作为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学术准则，正为全世界所接受。稷下学宫每每作为一个巍峨高耸的形象，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如果说齐国的君王们尚做了一些大不平凡的伟业，有过一些惊世骇俗的豪举，那么这个学宫的建立以及能够持久地矗立，就算是它的一个至大成就。
稷下学宫因为建在了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由齐国的齐桓公田午时代所创建，截止于齐国的终结之期齐王建，总共有一百五十年左右，跨越了几代人的时间。初创时期的齐桓公田午，并非以管仲为相的那个齐桓公，而是田姓取代姜姓“田齐”之后的首位国君。为了区别他们二者，通常称后者为“齐桓公午”。他究竟是因为羡慕前一个齐桓公的振兴伟业还是其他，才取了一个与之相同的名字，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仅就其兴办学宫招徕天下名士的胸襟来看，即可判断这个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与政治抱负。没有稷下学宫这样的思想和学术的奠基之作，也就不会有后来紧随其后的“威宣盛世”。谈历史说变迁的人士，常常轻许“盛世”，可是只有深入齐国威宣时代，才会对这两个字有着更深切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盛世”的源头与稷下盛况连接起来，知道一切并非是空穴来风。
通观齐国历史，可以结论说“稷下”兴则国运兴，“稷下”衰则国势危，“稷下”灭则齐国终。而在稷下学派形成之前，任何一个繁荣兴旺之期，都具有百家汇齐的思想奔放和挥挥洒洒，有“稷下”的隐隐萌芽。所以说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而不是秦国或其他地方，当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如果没有莱国人士“好议论”的传统，没有东海的洋风鼓涨，没有方士和商贾的交错奔走，没有盐铁工业的大规模兴起，没有半岛游士频繁的访谈和聚会，又怎么会有稷下学宫的最终矗立呢？就这样，一座伟大的学府合于时而生，可以说是投和了天地人三者的因缘。
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已经进入了自己的鼎盛期。这时它已经拥有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们人数已达数千，从淳于髡和邹衍再到荀子和孟子，列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多人。这些人待遇极为优厚，居有豪室，出有华车，像记载中的孟子，出门时常常有四五十辆车子跟随，那在当时会是多么浩大的一个车队，又该是何等壮观。这种浩浩阵势对于一个学者是否相宜是一回事，它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年的稷下先生具有怎样崇高的地位，这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作用，在国民生活中十分显赫。这些稷下先生任务明确，即“不治而议论”，个个可以大胆放言，人人都要著书立说。学宫于是成为那个时代最大最深奥的思想库，也是文化交流中心。那个时代，中国这颗扑扑跳动的文心，显然就在稷下。这个可资仰望的高点和中心往四下里辐射，同时也吸引和汇聚了天下所有的智慧人物。战国时代几乎所有在文化史上居有一席之地者，莫不于稷下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诚如司马光《稷下赋》所言: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谈到著名的“百家争鸣”，就不能不稍稍描述一下学宫里“争鸣”的盛况和场面。这种“争”与“鸣”并非完全停留在著作中的观念冲突上，也不仅指一般的学术宽容，而有时直接就是表现在日常形态和生活情状上。记载中学宫里常常口枪舌箭，交锋激荡，辩论之风盛大无比。有名的辩士历数不尽，风格迥异，像滑稽多趣的淳于髡，滔滔雄辩的孟子，天生的辩才田骈；更有邹衍儿说鲁仲连等人。这些人为了一个道理可以毫不相让，那时候据理以争，互不迁就，既可以冷嘲热讽，又免不了言辞刻薄，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咄咄逼人。这种辩理驳难，有声势，有气概，如同战场上的一决胜负。像有个叫田巴的辩士，他在辩论中竟然能“一日服千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逻辑清晰口若悬河的人，让一千个好汉轮番上阵的情景，那真可叹一声“何其快哉”！这种场景在中国似乎独一无二，世界少有；只有玄奘出使的那个西域经院，在记载上有过众僧激辩、轮番驳难的大阵场。这种文化与思想的赫赫壮观之势，如今真的已经成为历史。
唯唯诺诺或智者不言，已成为小时代的特征之一。文人学士，或各自为工，或言不及义，都以隐藏自己的观点为能事。应景文章或巧言趣话尚且能为，一到了见血气见器局的大智慧，也就萎缩再三，常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居到自己学术的小小螺壳里去了。而稷下先生们既有学术，却无螺壳，一个个既呈赤膊之勇，又有丘壑之像，显然为一个时代最强烈的声音，再大的喧哗都掩藏不住。
有趣的是齐国的君王们也时不时地加入到这种旁听和辩论当中。直到今天，阅读他们与辩士学者们在一起的那些记录文字，真是情致和机智幽默俱在。孟子、淳于髡等，都与君王有过不止一次对话。现在看，君王们爱好“文学游说之士”是真实的，但他们对那些深入高阔的理论又未必能够完全理解。于是学者们为了让他们听懂，就尽量深入浅出地讲解一番，或做比喻，或以古为鉴，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行。而这时候的君王也颇为可爱，或故意搪塞，或正话反说，有时也未必不吐露几句心里话。记载中的威王特别是宣王，对浩大的学士文人队伍是十分看重和自豪的，他们以巨大的财力和精力来兴办这一跨世纪的文化工程，决心搞成千古盛事。但他们对于学士们那些高阔的言论虽不能接受，却并不驳斥；对其中一些虽然深刻远大，但与眼前利益不无冲突的思想计设，则三拖两推地应承下来再说。
从骨子里讲，齐国君王们有真正的学术与思想，更有文学艺术，有一种难以融合的深痕在。他们的爱更多的是权力的变相与宽容，是一种概念上的拓新和依赖，不但未能在情感与观念的深层上与之走到一起，就连真正的接近都很难。什么高堂大屋，上大夫的优厚待遇，出门的五十甚至百辆随车，这一切固然壮观，颇有声势，但形式的意味毕竟重了一些。真正的学士和思想者渴望得到的会是这些吗？这种声势除了能够使齐国爱士的名声远播天边，将无数有着学识抱负的名利之徒吸引过来之外，剩下的还有什么？从这些巨隆的设备和超越的排场中，我们仍然还能看到专制统治者与思想智识者之间深深的隔膜。我们于是也就会多少晓悟当年孟子的几次离开学宫，更有其他一些杰出人物走开的真正原因所在了。
当时的学士和思想家中的深邃人物，并没有什么庸常文人的虚荣气，他们胸怀的当然是实际而高远的目标，是关于社会人生的真学问。这种朴实的施政治理之学，是全面性的思维。这样的思想家与轰轰隆隆的文化学术的形式主义终究是格格不入的。纵观齐国的稷学之兴衰，多么吻合地贴切着齐国的政治和经济。到齐闵王和齐王建时代，稷下先生的声音终于成了君王们的刺耳之言，他们当中的最优异者竟然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进言，最后还要急急潜逃。
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而后消亡了。天下于是再没有这样的学宫，当然也没有了它用以立足的齐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