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绪政: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
◎李绪政
1、文学卡拉OK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改变了知识的传播途径，改变了人们交流、交往的方式，改变了精英文化的表述传统，自然也改变了文学。有人呐喊，“文学死了”，死掉的其实不是文学，而是某些僵化的文学体制。原来由精英写作者所独占的“作家”位子和话语权，正在被普通大众分享。文学从前那种创作、发表、出版、评论等高高在上的秩序，正在被数字时代的互动、平等、多元、个性化所打破。而真正的文学并没有死，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依然有梦，文学就永远不会死。相反，由于互联网、手机的普及，文学写作人口似乎一夜间呈现井喷现象，汉语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民上阵，欣欣向荣。相对于一份纯文学刊物发行1000册，由点击率所表征的网络论坛、博客圈子的影响力，似乎并不逊色。
文学正在进入卡拉OK时代。
随便打开一份文学杂志、一份报纸副刊、走进一个论坛的文学版块，都好像走进练歌房一个个包间。当然，正如练歌房的装修档次、风格、音响设备不同，这些刊物、报纸、论坛也分出不同层次。但不管走进哪类文学园地，都像走进文学练歌城，大家在震耳欲聋的喧嚣背景中，深情演唱。有多少听众、有多少人在真正欣赏，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在唱。在优美的伴奏旋律中，自己先把自己陶醉了。
散文写作相对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门类门槛较低，只要有一定生活阅历，有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又具有一定的情趣和兴趣，大多会首先尝试散文写作。散文文体相对宽泛、自由，记叙文、杂文、回忆录、游记、随笔、书信，都可列入散文范畴。只要愿意，人们总可以找到适当的散文表达方式，而且不愁无米下锅。
卡拉OK时代人人都在唱歌。以歌唱为职业的专业歌手，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经历过各种舞台实践，与普通歌唱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文学也是如此，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和普通写作者的文学修养与写作能力，自然有很大差别。散文写作入门的门槛虽然容易跨越，可入门之后的台阶还是层级分明。每个人都很容易记下自己的经历与感悟，也很容易做到语言通顺，表述清楚。但文字背后我们总可以看到写作者选材、角度、胸襟、思想境界与表达技巧的不同。
在杜拉斯《外面的世界》中有篇访谈文章，说法国人人都在写小说，可是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可见天日。谈到那些粗糙的作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区分什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写作，什么是家庭回忆的谈资。他们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我们今天的散文写作，也面临这样的情况。尽管如此，还是要对这种人人都在写作，人人都是作家的时代欢欣鼓舞。这种文学卡拉OK带来的是从未有过的思想的活跃、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勃兴，是自由、民主、平等得以最终完成的文化准备之一。即便自娱自乐的涂鸦式写作，也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对个人、对个人成长的记忆和反思、对生命的感觉和体悟，对人性的探求与觉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散文的美声唱法
从上世纪九十时代，一批职业写作的散文作家，对传统的散文写作观念日益不满，甚至有些深恶痛绝。他们尤其不满传统散文的“短小精悍”、“咏物抒情”、“以小见大”、“形散而神不散”等。由不满而产生反抗，由反抗到背叛，发起一场被命名为新散文运动的散文革命。
新散文运动主张进行有难度的散文写作，注重文体的融通和交叉。他们认为，固有的散文规范缺乏更有力的表现手法和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导致人们普遍认为散文的发展滞后于小说、诗歌和戏剧，主张通过借鉴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创作手法，将散文引入更高的文学殿堂。同时，要清理门户，他们认为原来被称之为散文的东西太多了，要把那些艺术性不强、主要用于其它目的的文章通通排除，让散文创作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新散文提倡纯审美写作，反对散文负载太多，强调散文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淡化甚至消解“文以载道”的传统，倡导主题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新散文又被称作私人散文，注重个人情绪、内心意象的表达，强化细节描绘。大量引进应用现代小说、戏剧、诗歌的艺术手法，打破各文体间的分野，打破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打破传统散文篇幅短小的限制，很多散文常常达到几万字甚至十几万字。和传统散文相比，更加重视过程，而轻视结局。新散文倾向于把纯粹的文学散文作为新散文意义上的散文，而把随笔、评论、游记、书信、杂文等，都排除在散文之外。他们主张，杯子有实用价值也有审美观赏价值，要把喝水用的杯子和用来欣赏的杯子分开。在他们看来，新散文这用以观赏的杯子远超过传统散文那喝水杯子的价值，因为那不过是个工具而已。
新散文运动最早的根据地是云南文学杂志《大家》的“新散文”栏目，其后《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也推波助澜，中国文联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不断推出《深呼吸散文丛书》、《布老虎散文丛书》及祝勇等人选编的《一个人的排行榜》、《新散文九人集》、《7个人的背叛》等新散文选本，把新散文运动不断推向深入。祝勇为《一个人的排行榜》撰写的长篇序言《散文：无法回避的文体革命》，对新散文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散文急切地需要一场革命。在革命中，所有的陈规陋习都应当打破，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应当排除，所有的陈年老账都应当重新审视。”2004年2月北京市作协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新散文研讨会，对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散文进行学术研讨，新散文运动由此以更大声势进入公众文化视野。
相对于传统散文写作，新散文主动、自觉、刻意、执著地追求散文写作难度，不断求异求新，把写作难度作为新散文标志之一。正因如此，新散文写作成了散文卡拉OK中的美声唱法，操练新散文就如操练意大利语演唱的歌剧，充满了贵族般高尚的快感，普通人不经过专门训练，不要说写作，就是阅读也相当困难。新散文提高了散文写作的门槛，同时也由此走上为炫技而炫技、与现实脱节、拒读者于千里之外、满足于孤芳自赏的道路。除去作者个人和同道者、研究者之外，很难想象谁会有兴趣有耐心阅读十几万字的长篇散文，况且其中充斥着大量类似于早年先锋小说和先锋诗歌的无聊呓语。
3、众神狂舞
随着改革开放，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大量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也源源不断进入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常常以偏概全，把西方思潮的枝节当成主流，把另类看做正统，有时甚至把垃圾视为精华。
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后现代主义”，原本仅仅是艺术家用以指称那些打破陈规的新运动的一个词语。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一批只有法国这个特殊得像中国一样的国家才有的、游离于知识界的“局外人”，将其发展成一系列哲学观点和美学风格，人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罗兰·巴尔特、让·鲍德里亚、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拉康、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法国哲学家，在美国大受欢迎，引起广泛影响，“后现代主义”便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公众话语。
“后现代思想孕育出一种激进的怀疑论调。任何一种学问都受到质疑，生活和社会变得漫无目的。世界像一个大市场，兜售着各种价值观、学说及生活方式。”(《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他们在生活中反对法律的严格条文化，反对根深蒂固的社会规则；在历史文化中，他们反对逻辑、反对理性、反对真理。对一切都不再确信，认为对任何事物都不能说“是或不是”，一切都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一切都不可捉摸。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以逻辑理性和基督教为主要支撑的西方主流传统中，面对科学技术和物质消费的过度发展，以解构和颠覆作为对这种压迫的反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是一个社会维系思想观念的生态平衡、保持活力所不可缺少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有其特殊的语境。那并不是现代文明的主流，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对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误读，对现代文明主导因素的回避，实在有着太多无法言说的原因，也有着太多无法言说的目的。正是在这种误导、误读与回避中，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中国信仰缺失状态下的一种新的信仰，在全球历史虚无主义地盘上占据了大半江山。
新散文运动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应运而生，风起云涌。
后现代主义消解真理，却并不意味着真的完全没有真理，而是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后现代主义有句名言，“这是我的真理。你的呢？”每个人都想像神一样真理在握，每个人都自以为“神”。新散文运动也把自己看做散文写作的真理，认为从前的散文观念腐朽、堕落，彻底否定此前五十年的散文写作，要把散文引领到为艺术而艺术这仿若唯一“正确”的道路上。
新散文运动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走到前台聚光灯下，仿佛修成正果，成了文坛明星。在众多粉丝和拥护者的赞同声中，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羊城晚报》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评论家陈剑晖的文章《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对新散文写作进行了尖锐批评。文章批评了新散文的“体制归类、恶劣的个性、艺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认为“写作者无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或散文家，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至于他是‘体制’中人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其实并不重要”。文章最后说，“在艺术上它过于标新立异，并将恶劣的个性化推到极致，因此在我看来，‘新散文’并不是什么散文的革命，而是散文的毒药。尽管它的所谓‘片面的深刻’吸引了不少好奇者的目光，更获得了一些厌倦了传统散文的人的喝彩，但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精神苍白注定了它虽能热闹一时却不可能走得太远。这是宿命，也是文学对于蔑视传统和大众、无视精神和深度的‘革命’的惩罚”。文章发表后，祝勇等人进行了回应，对这种批评不屑一顾。
正值新散文革命论与毒药论争执不休之时，又有更新的散文流派整装完毕，粉墨登场，很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态势。原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加之早已成为主角的美文、大散文、文化散文、女子散文等等，散文写作这个舞台上一时间众声喧哗、众神狂舞。
原散文以黄海、马叙等为代表，标榜拒绝新散文的贵族倾向，重视日常写作，坚持向下、向内和背离的态度。原生态散文以杨献平等为代表，倡导散文写作本质是实现“本色的回归”，同时更应注重“平民化”和“在场感”。
在场主义散文以周闻道、沈荣均等为代表，2008年春天在苏轼故里四川眉山市发布了《散文：在场主义宣言》，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他们自信地认为，“我们还散文以自由，散文因我们而正名。中国散文的天空，将因在场主义的出场而尘埃落地，明镜高悬。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
4、嚣声背后
2006年北京诗人叶匡政在博客上贴出“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引起轩然大波。不久他又在博客上贴出“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宣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研究机构、文学学术刊物、文学教授与研究者等当代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统统都死了。作者以网络时代博客语言所特有的夸张、犀利，对当前的文学体制、文学秩序进行了尖锐批评。文章在新浪网上发表后，迅速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报道，众多评论家纷纷发表意见。
一方面是文学死了的呐喊，一方面是狂欢般的文学卡拉OK；一方面是新散文写作孤傲的颠覆与反叛，一方面是流派纷呈、众神狂舞，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众声喧哗，骚动不已。拂去眼前躁动的尘埃，我们可以看到，喧嚣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空虚、迷惘、惶惑，是一种焦虑。
互联网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巨人，不仅改变了知识的交流、传播，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心灵。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在文化上划分出两个不同的时代，网络时代和网前时代。正是由于当代文学的体制、规范、秩序，仍在延续网前时代所有继续可用的典章律例，而且还不断向更古老的典章律例中搜寻可以为稳定延续这种秩序所用的片言只语，与网络时代那深刻地蕴含在每个字节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产生了较大的对抗与冲突，我们既不能一下子适应网络时代的精神要求，也不能瞬间走出网前时代的秩序与规范，同时西方文化中那些另类的、偏颇虚无、颓废激进的因素又歪打正着地眩惑着我们，令人无所适从，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样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甚至不知道前边的道路究竟在哪里，那里有什么？焦虑由此而生。在焦虑中喧哗，在喧哗中焦虑。
不管主流精英还能从古老的儒家传统中发扬光大多少有利于当前秩序的因素，由于地球村日渐狭小，知识的传播日渐简便迅速，所有曾经被遮蔽的常识将得以普及，网络精神也会渐渐融入生活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有组织地大量发掘的同时，那些消极因素也将在日益具有现代意识的网络时代，被人们更清醒地觉察并抛弃。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威权与自由、肉体与灵魂、真理与谬误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必将在网络时代开始新的思索与探究。在这样的时刻，中国文化何为？中国文学何为？散文写作何为？逃避现实，走向虚幻的空灵与想象？还是逼近现实？以什么姿态逼近现实？
新散文倡导不要负载过多，要消解意义，为艺术而艺术。可人本就是追求意义的动物。人类怎么可能生活在无意义中呢？正如人不可能揪着头发自己把自己提到空中。即便后现代所标榜的无意义、无价值，也是他们所认可的一种意义和价值。至于为艺术而艺术，并不新鲜，唯美主义的先驱、法国作家戈蒂耶早在170多年前就玩过了，“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是真正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那是某种实际需要的表现，而人的实际需要，正如人的可怜的畸形的天性一样，是卑污的、可厌的。”这种论调尽管也曾经喧嚣一时，十分热闹，可由于其对理性和启蒙思想的嘲弄，对审美感性与感官享乐的过度追求，满足于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不可避免要陷入灵虚蹈空的陷阱，逃脱不了所有虚无主义命定的归宿，不过是昙花一现，宛如过眼云烟。英国小说家毛姆说，“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是追求单纯的美感。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
艺术的背后，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感官的快乐、感性的愉悦，也不仅仅是审美，更是终极真理的一种清晰或者隐约的显现。真正的艺术必定负载着爱、负载着智慧、负载着对真理和意义的求索。
5、执着的探寻
散文写作，从上世纪90年代初步兴盛繁荣，到今天流派纷呈，众声喧哗；从散文概念的多义宽泛，到今天逐渐界定澄明，我们清晰看到散文写作走在一条艰难探寻、不断向前的路上。
散文一向是我们心中最具包容性、最宽容的写作形式，除了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所有文字，差不多都可以归到散文这个大筐里。从纯粹艺术角度看，与小说、诗歌等具有同等文学质地的散文，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界定文学性散文？当代小说、诗歌上世纪80年代都曾经历过自我界定、自我反省、自我发现的过程，而散文没有。评论家李敬泽说，“我们现在关于文学散文的想像力还是一个‘五四’以来的没有经过深思的领域。这块领域多多少少是从我们古代散文传统中传承下来的。‘五四’文学革命里，成果最小的，革命程度最低的，是散文。”
以新散文、原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为代表的散文流派，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散文的概念、散文的艺术表达形式、散文本质特性进行了深入探究。新散文作为这条探究之路上的先锋，尽管缺乏坚实的价值支撑系统，缺少对真理的追问能力，在颠覆传统时矫枉过正、走火入魔，陷入消解意义的虚无之中，可其探索、创新的精神依然值得赞赏、肯定。正是有了新散文的冲击和反叛，才有了进一步探究散文写作方向、进一步探究散文性和散文疆域的可能；正是有了新散文对以杨朔为代表的体制性散文作为唯一经典的否定，才有了散文文体的不断创新，有了对灵魂和人性的更深切的追问；也正是有了新散文运动近20年的执着探寻，才有了在场主义散文的隆重登场。
2008年6月3日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以两个整版推出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及作品。对一个散文流派如此隆重推荐，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场主义对散文本体理论的缺失，对散文本质属性的隐匿和遮蔽充满忧患，“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而不知散文为何物”。在场主义不满足于把自己局限为一个流派，而决议“肩负起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法则—尺度)的历史使命”。在宣言中，他们去除种种非散文性因素对散文本体的遮蔽，让散文成为散文；强调散文的“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与“非体制性”等特征。
在场主义倡导介入当下现实，反对脱离社会、自娱自乐，他们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德里达所认为的那种纯文本的符号形式，任何文本都负载着意义和价值，‘价值性’和‘意义性’是一切文本得以存在和流传的根据。并且，文本所负载的意义和价值，从其根本上审视，都与终极存在有着某种关联—任何严肃的写作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指向终极存在；我们在散文写作中对散文纯粹性的寻求，便是向终极价值的趋近。”
在场主义散文能否如宣言所愿，还需要在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创作实践的进一步丰富中验证，但从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场主义正在努力搭建一个汉语散文的平台、一个“操作系统”，一个以散文这种独特方式进入世界、感受世界的通道和路径。大家写散文、读散文、谈散文将从此有一个基础性平台。宣言中所宣示的不仅是态度、原则、方法，更是对趋向真理的价值支撑系统的寻靠。这是中国散文写作从来不曾出现的令人欣慰的景象。
从白话文到在场主义，现代汉语散文写作走过了近百年历程。有坦途，有坎坷，也有迷失的歧路。美丽的汉语，有过惊喜，也有过叹息。一代一代写作者不懈探寻，在镣铐中舞蹈，在泥泞中前行。在21世纪初的喧哗与骚动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汉语那生生不息的活力、熠熠闪烁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