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诗化的必由之路
早些年，臧克家先生就曾指出：“楹联要诗化。”臧老的命题，是针对了当时楹联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某些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来的，毫无疑义的应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之论。然而，楹联究竟应该怎样“诗化”，在哪些方面“诗化”，他老却未及更多、更详尽地阐述。而今以个人的臆测和粗浅的理解，我认为所谓的“诗化”，可能涉及多个方面，但具体到创作上，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是首当其冲，即如何通过形象化手段营造诗的最高境界——意境。围绕这个关乎艺术生命的核心问题，楹联创作应当更多地取法于诗，把诗在这方面的优势和经验精华作为攻玉的“他山之石”，以助“诗化”。倘若此，随之而来的，充分认识并处理好形象、形象思维与形象性把握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也应当是楹联“诗化”的必由之路。
一 楹联要诗化，首先应当象诗那样十分重视形象问题。在创作上，弄懂弄通有关形象方面的知识和道理，充分认识形象之于艺术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近些年来，出书成“热”，著家蜂起，文友诗朋“赠阅”之多，颇令目不暇接。偶尔，也会翻到这样的诗：
改革开放迎挑战，
反腐倡廉树正风。
四化建设成绩大，
永葆祖国万年红。
就其立意，无可厚非，只是口号堆砌，白话连篇，味同嚼蜡，不忍卒读！由此使我联想起“大跃进”年代，故乡家家户户张贴过的一副对联：
人民公社好，
幸福乐无疆。
与上述诗作相类，作为联句，不仅联而不对，串声串调，而且同样犯了“直、露、粗、浅”的毛病。如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突出的一条，就是没有赋予诗作以形象性语言。作品没有了形象，不会用形象说话，总归是一瓢白开水，而不能成其为联句。
形象，是所有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手段，即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概括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一定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小说、戏剧、舞蹈中的形象主要为人物，寓言、童话、动画片里的形象是大灰狼、黑猫警长、奥特曼……而诗词、联句中的形象则宽泛得多，可以是花鸟鱼虫、雨雪风霜，可以是高山流水、日月星辰，可以是人物乃至自然万象。作者从生活出发，根据主题的需要，可以捕捉、选取、提炼、创造出相关的艺术形象，然后，凭借这些艺术形象，或感时明理，或言志抒怀，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人生哲学。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称物”与“逮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创作的过程，就是把哲思理念变为艺术形象的过程，唯其有了艺术形象，作品也才会成为艺术，才会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因此，无论写诗还是作联，对于形象及其意义、作用的认可与依重都是共通的。然而，当下不在少数的初学者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认识不足，就连白发青灯伏案多年仍不得要领者也大有人在。俗话说，“有一层窗户纸不曾戳破”。这层看似薄薄的却能长时间把人挡在门外的“窗户纸”，多半是指形象问题。记得三十多年前，在文化部组织召开的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一位作家曾讲过一个例子，说北京一位中学生做作文，在写到长城时是这么写的：“长城啊，你真他妈的长，没治了……”一时传为笑谈。他拿不出形象比附来，也就无法形容，只有徒唤奈何！说句直白一点的话，艺术创作的奥秘就在于学会用形象说话。写诗如同说话，所不同的是，你要说的话不能脱口而出，不能直接喊出来，而应当拐个弯说。弯拐到哪里去呢？当是拐到形象里面去，借形象来说，让形象替你说，准而言之，让人们通过你所营造的形象去感悟、去领会你要说的意思，要表达的思想题旨。比方说，要歌颂我们共产党吧，“共产党万岁”，这是口号，而贺敬之却创造了“葵花朵朵向太阳”，这才是艺术！
上述道理，于诗如此，比及联作，其揆一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小小年纪便深谙个中三昧，十六岁上就写出了咏物诗《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行文至此，由概念(“一岁一枯荣”)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把古原草顽强的生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文笔之精妙，意境之深远，令人拍案叫绝！诸如此类名篇佳作中所显示的形象的重要性及其艺术魅力，足以成为楹联诗化的前鉴和标尺。
二 楹联要诗化，首先着眼于形象化，这便抓住了“诗化”的主攻方向和具有本质意义的环节。“诗化”的过程也必然具体为营造形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构思阶段，我们通常称之为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不同于抽象思维，也不同于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只会产生概念，逻辑思维的过程是推理,而只有形象思维才会产生形象。具体说来，形象思维是个由艺术认识走向艺术表现的过程，它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作者要认识形象，头脑要装上形象，此时的形象为原始生活形象；二是依附着这些原始形象进行形象思维，即对这些形象进行对比、选择、提炼，从而确定下所需要的形象，这便是艺术形象了；三是在艺术形象开始形成并有了生命以后，再依据艺术形象自身的逻辑进行思维，直到整个创作完成。
形象思维是一种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成功的形象思维用得着多门学问，要有多方面的先决条件。好比说，你要深入生活，善于观察生活，从而具有长期的、大量的生活积累；你还要加强学习，不仅要认真学习古今名家的经典佳作，从中汲取知识和经验，同时，还得学习政治、哲学等，提高理论水平；此外，你还要锻字炼句，在语言上下一番苦功夫……总之，通过形象思维，确立一个既有一定思想内涵、又有艺术感染力的典型形象决非易事。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作者，毕其一生之精力，若能打磨出哪怕一个为人称道的典型化形象，从而使作品得以传世，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创举了。
因此，楹联要诗化，既然要在形象上“化”，那么就要“化”及形象思维的全过程，舍此别无它途。历览古今名作，凡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牢牢占据中华文化制高点者，莫不归功于作者高深的形象意识及其登峰造极的形象思维功力。如唐人张若虚的乐府诗《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一首“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的千古绝唱。全诗三十六句，以江月一夜之间所经历的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为纽带，由大到小，由远及近地写出了月光照耀下的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流霜、白云、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及漂泊的游子，赋予了“明月”这一形象以无比广阔而丰富的内涵，展现了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万里长江的瑰丽画卷，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深远，令人娱目赏心，遐思无穷！再如人皆称颂的布衣孙髯翁所作昆明滇池大观楼长联，“……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其形象铺排，萃华集美，一如锦绣迭出，珠玑磊落，读之怎不荡气回肠，叹为观止！
三 形象思维是形象的产床。然而，由形象思维而来的形象，要活灵活现地“和盘托出”在读者面前，还必须得穿上语言的衣裳。那么对于形象性的把握，最终还要靠语言来表现，来完成。因而，如何提高语言的表现力与表达效果，这是形象性把握的至关重要的最后一道工序。楹联要诗化，倘不能沿着形象的主线一直“化”及语言环节，也必然会功亏一篑。
要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就要在学习语言上下一番苦功夫，尤其要努力学习和掌握修辞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修辞学涉及词法、句法乃至字法等多个方面，就其修辞格而言也包括比喻、拟人、夸张、双关等许多个手段，这些手段对于形象性的把握不可或缺。毛主席早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一封信中就曾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这里不妨侧重说说比兴，其余从略。
比兴，是两种古老的修辞格。《诗•大序》云：“《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比是比喻，用朱熹的话来说，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寄托，即“托事于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如唐人张籍的一首诗《节妇吟》，比兴之法就用得好，受到白居易的赞赏：“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张诗是这样写的：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此诗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中唐时期，各地藩镇割据，他们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用种种手段勾结、拉拢文人和中央官吏。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往往去依附他们。而李师道就是当时藩镇之一的平卢淄青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其权势炙手可热。他以张籍是韩愈门下大弟子，中过进士，曾任太常寺太祝、秘书郎、国子博士等职，一心将其拉拢。而张却主张统一，反对割据分裂，一如其师。这首诗就是为拒绝李师道而写的。作者以“妾”自比，以“君”喻李，通篇运用比兴手法，托借言情之事，刻画了一个节妇的形象。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形象的言行及细腻的心理、感情描写，委婉而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骨子里是一首政治诗，作者却巧妙地给其披上“爱情”的外衣，赋予了诗作以异常的艺术魅力。由此，语言功夫与修辞水平对于形象性把握的作用，可见一斑，而对于楹联诗化应有的启迪，亦不言而喻。
人们常把我们中华民族称之为“诗性民族”，把中国文化称之为“诗性文化”。从春秋的“诗经”到“楚辞”，到汉魏“乐府”；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诗这种形式不管如何千变万化，却始终占据着中华艺术的主导地位，并渗透到以后出现的其它艺术形式之中：戏曲“以诗为词”，小说“有诗为证”，连书法也要写诗，绘画也要题诗，甚至许多传统中医方剂记述也不乏“汤头歌诀”……真个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楹联要诗化，不仅因为诗的精神主宰着中华艺术的整体风貌，同时，也是自身发展与提高的需要，而且其道路也是有章可循的，既畅通，又有广阔的前景。随着广大楹联作者对形象、形象思维和形象性把握诸问题的认知和实践，也必将大大提速“诗化”的进程。
这里，我们还必须要指出的是，楹联要诗化，并非要把楹联“化”成诗。从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楹联本来就是从诗中脱胎出来，几经演变才定型为今天这样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楹联自呱呱坠地时也便已带上了母体的某些印记与特质。恰恰是这些印记与特质，沟通了诗的血脉与灵魂，并成为今天“诗化”的基础与依据。一方面，楹联要诗化，无异于随时随地回头从母体中汲取营养，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另一方面，如同鲁迅所说，人们食用了牛羊肉之后，却不会类乎牛羊的。楹联再诗化，也不会返还母体重变为诗，一如长大成人的孩子决不会回归胚胎一样，其已形成的独立品格是遗传中的变异与质变，是艺术发展规律的定位。因此，我们所谓“诗化”，奉行的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是广引博釆、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的“借东风”之路，是发展，是前进，而不是蜕变与还原。事实上，这些年来，楹联创作的势头日见其盛，且已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创作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其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大大提高。关于“诗化”问题，即便一时未能在理论上达成共识，不少人也早已在自觉不自觉的创作实践中走出了很远，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同楹联与书法的结合已形成更高层次的“联墨合璧”的崭新格局一样，楹联诗化也必将会把创作局面推向一个铄石流金的新的热潮！
以上是本人对楹联诗化的一种臆测性的探讨，尚不具备正宗理论的严谨性与准确性，浅薄的纸上论道仅以抛砖为能事，因而，诚望方家多多赐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