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梅作品：父亲的桥
1
父亲最后一次离开我们家的那一天，是在二十年之前。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闷热的天气：一场雨将落未落，夏季的热风徐缓地铺打着窗扇。时间是正午，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有一条硕大的鱼，被我们非常精细地吃掉，余下一根白里透乌的鱼骨，像齿牙破损的梳子。若非父亲，我们很难吃到那么大的鱼，我们都知道，母亲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
我们打着饱嗝。除了父亲。母亲很快就否定了那条硕鱼，原因是，一根细刺滞留在她喉腔里。她吭吭地咳着，伸长了脖颈，喉部的皮肉一紧一紧，努力查找那根鱼刺的位置。父亲从盘子里拿起半张油饼，撕掉一块，递给母亲：
嚼得粗粝一点，大口吞咽，把它裹挟下去。
二十年前，父亲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铁路桥涵工程师了，这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词汇丰富、铿锵坚硬，散发着混凝土的气息。母亲把那块油饼潦草地嚼了两下，用口腔团成一个粗粝的饭团，大力往下吞咽。她噎出了眼泪花儿。后来，父亲又吩咐我：
去弄醋。一碗。
我去厨房找到醋瓶子，像父亲说的那样，倒了一大碗。母亲哽着嗓音斥骂我要把她酸死。但她还是痛苦地喝掉大半碗。最后，父亲吩咐我去找手电筒——父亲一直坐在餐桌旁他那把椅子上，吩咐我干这干那。他对我们的家异常陌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东西。我找来手电筒，父亲严肃地把椅子往母亲跟前挪近几尺，让她尽可能地张大嘴巴。我听到母亲腮骨骤然张大发出的咔吧声，伴随着那声音，她的口腔完全放开了。手电筒的光柱照着她白厚的舌苔、鲜红的喉咙。父亲忙碌了一阵，皱着眉，结束了他的尝试，转而征询母亲，要不要到医院去：
医生有办法。他们有专用工具——高瓦数灯、长镊子。
父亲重重地把手电筒放在餐桌上，手电筒骨碌碌滚动。父亲和母亲都盯着它，直到它轧到一块西瓜皮上，停住不动了。母亲喉部再次紧缩几下，试了试，说：
没那么疼了。观察观察再说。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再说，哪有时间去医院？下午还有大事要办。买什么不好？昂？非要买鱼吗？
母亲大力端起盛鱼的盘子，把那根鱼骨倒进垃圾桶。接着，他们就去办那件重大的事，留下我和姐姐在家里洗碗。直到下午，我和姐姐才知道，那餐丰盛的午饭，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为那一刻，他们做了诸多准备：父亲千里迢迢从远方归来，乘坐一列不停怒吼的火车。父亲为数不多的每次远归，都不厌其烦地对我描绘有关火车的一切——原野、飞驰、轰鸣、吼叫、震颤。他希望我长大后也做和火车有关的工作，那样才配得上男人这个性别。对他的这种教诲，母亲深恶痛绝，每每粗暴干涉，使我们的交谈转入鬼鬼祟祟……
母亲一早起床就擦拭厨房，用去污粉和洗洁精，把陈年的污暗油迹一扫而光。婚后漫长的琐碎生活，使母亲掌握了一手高超的统筹方法学。任何一件家务活，她都能迅速罗列甲乙丙几种流程——哪种节省时间，哪种窝工——判断迅速，落实准确。母亲当时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多少年了，还只是普通车工。我总是为她鸣不平，认为以她的能力，完全够格当上车间主任——工业化生产离开统筹学，几乎不可想象。那天早上，母亲把厨房擦拭得焕然一新，穿插醒发了一块大大的面团用以做油饼、烧好两暖瓶开水、择好洗净了十几样菜。父亲在中午之前敲响家门，手里提着那条硕鱼。母亲基本上把饭菜都做齐了，油饼刚出锅，撒了芝麻，泛着油香。但我们更钟情于父亲下火车后在一家水产市场带回的硕鱼。母亲看着那条鱼，想不出除了下锅做掉，还有别的什么处置方式，只好重新热锅炖鱼。
那天，天气闷热，雨一直将落未落。热风缓慢地铺打着窗扇。父亲和母亲干完大事回来后，家里气氛异常诡异：父亲更为严肃，母亲显得有点亢奋。她走来走去，最后站在窗前观察天气。接着她发现有一扇纱窗出现了问题，就回头吩咐父亲：
修好它。否则，苍蝇蚊子都会一股脑飞进来。
父亲也走到窗户前，审视那面纱窗。母亲给他找来钳子螺丝刀等一应工具；父亲把纱窗卸掉，铺在地上，想法把纱网钻出来的一只角重新塞进铝合金窗框里。他们那时看起来夫唱妇随、心心相印——我和姐姐都想不到纱窗修好后，母亲向我们宣布：我们离婚了。
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政府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父亲说。他形容离婚的话，都带着钢筋混凝土的气息。
母亲持续着她反常的亢奋，走来走去，无一刻安歇。姐姐忽然把头趴在茶几上，悲痛不已地哭泣起来。她原是坐在沙发上的，这样一来，臀部高高耸起，腰垮塌下去，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她那时候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个教地理的初中老师对她殷勤备至——他们已经偷偷亲过嘴，正准备谈婚论嫁。我很同情在她这么甜蜜的人生阶段，出现这么一段不幸的篇章。
那天，他们很简短地宣布了这件大事：母亲用五个字来宣布；父亲赞扬政府的办事效率，助她一臂之力。我和姐姐觉得还该有些必要的解释和表达，可惜没有。他们合伙检查了家里所有的纱窗，确信不会有苍蝇和蚊子通过那个渠道飞进来。那栋房子是我们新分的，以父亲的名义，从他的单位分到的——这使我怀疑，他们离婚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一直在等待这套房子得以落实。我们不能没有房子，这个共识，是我们全家多年挤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形成的。那小屋是我父亲单位一个下级单位的车间宿舍。单身职工没有分房资格，因此，他们为了分到这套房子，付出了何等的耐心。
天气持久地闷热着，从我们家可以清晰地听到邻居对天气的议论。我们家住一楼，他们就在我们窗外不远的树下玩扑克牌。那是一棵大槐树，针叶婆娑的树冠制造出一块恰到好处的树荫，刚好保证六个人玩够级，旁边再站上四五个围观者——或再多上四五个——不被晒着。还没落败的粉白色的槐花，散发出最后的香气，掩盖了他们的汗臭和脚臭。父亲和母亲大约是担心离婚的话被玩扑克的人听到，所以才如此简略。之后再也无事可做，我们倾听着姐姐的抽噎，没有人去安抚她。窗外的人们开始预言雨会在什么时候下，父亲得以酝酿他的离开。
母亲又一次从父亲跟前经过的时候，父亲翕动鼻翼，做出离开的决定。我也闻到了一股雪花膏的气味——母亲到卧室里去了一阵，原来是往脸上涂抹雪花膏；这个举动含有向父亲献媚的意味，或者是她想给他留下芬芳一点的记忆。父亲打了一个喷嚏，表示对那气味的敏感。他嗡着声音说：
要下雨了。二十八号桥墩……雨量达到警戒线……需要密切注意。
这些足够唬人的专业术语，只是换来母亲的轻蔑一哼。我对母亲的态度多少有些不满：二十八号！这说明，那条壮观的大桥至少有二十八根桥墩！
父亲一下就洞悉了我的惊叹，说：
你……明年考大学，要选择一个工程类院校。
然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到电视机旁边提起他那只旅行包，环顾我们——实际上是在环顾房子，说：
房子不错。框架结实，承重墙钢筋分量合格——大约能抗六级地震。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他这样说，仿佛房子是他修建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桥涵工程师。但反过来想，修桥和盖房都是建筑方面的事，应该有共通之处。况且，他回家之后总是在墙上敲敲打打的动作，还是相当专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那样。
父亲站在门口，最后环顾这个婚姻的纪念品，然后体贴地替我们关上了防盗门。
都不用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说。
在他关上防盗门之前，母亲尖利地喊叫了一声：
再见！缪一二！
缪一二就是我的父亲。二十年前他轻轻关闭那扇防盗门时，清晰听到了我母亲的尖叫；那里面包含着无尽的爱意和怒意，都足以催促他快速掠过大槐树下那堆玩扑克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在那扇修好的纱窗后面目睹他急匆匆的背影：它肩胛耸动，几欲凌空飞翔……
母亲的那句临别赠言，在当年就蒙上了预言的光辉——她应该说“永不再见”，而不是“再见”。二十年来，我每每想起缪一二，总是诡异地伴随着母亲的那声嚎叫。事实证明它果真是一个谶语：我的父亲缪一二的名字，再度从母亲口中吐出——他要回来了。
2
二十年里，母亲提到父亲的时候，通常使用与死亡有关的话语：吃饭噎死了吧；睡过去了吧；冻死了吧；热死了吧；逍遥死了吧；孤单死了吧；是不是成家了——那一定又生了孩子，累死了吧……
这些描述，是同她生活中某些具体时刻结合在一起的。关于父亲在这二十年里的生活情况，我们无从知晓：他在一个铁路工程局工作，一年中多数时间流连在外；上次一别，他索性不回这个城市了。他的工资由别人代领——那时候还没有统一使用工资卡。单位里发放的劳保用品、防暑降温用品，母亲拒绝再去领取。实际上，不能再使用那些肥皂毛巾、雨鞋雨衣，令她不适应了很久。接下来，工程局在两年之后搬到外地，于是，缪一二彻底不知所踪。
母亲对父亲的死亡描述最初没有目的，只是渴望发泄的一种虚构。接着，她习惯了这种虚构；久而久之，我们听她虚构的时候，每人都不同程度怀疑这样一种可能：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死去？母亲从轴承厂退休后的那些年，衰老的现实迫使她频繁想到这种可能。她比父亲小几岁，连她都退休了……到最后，我们默认了父亲的死亡。间或，我们会想到，他或许还没死去，早就在外省儿孙绕膝，忘掉故乡了。相较而言，母亲更愿意沉溺在死亡虚构里。
老天爷，缪一二终于回来了。我们准备接他的那天，他刚过六十五岁生日不久。这个年龄论及死亡还尚早，但无论如何已届晚年，母亲不必再虚构他的死亡方式——那别无选择，只有一种：死于在她注视之下的晚年。虽然我们被母亲告知：你们的父亲，缪一二，那个老东西……脑子出了点问题；但我们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他只不过有某种精神上的小问题，我们还没怎么听说有人死于精神病发。我姐甚至说：
没什么可怕的。每个活在宇宙中的现代人都程度不一地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咱们的父亲绝对不是个例。
母亲不理会这套时髦的议论，她的肢体和语言非常一致：怒恨中混杂着胜利者慷慨的忧戚。那个叛逃者，到老了还不是要回来！
我们全家去接父亲：母亲、姐姐和姐夫及他们的儿子、我和我妻子及我们的女儿。阵仗齐整，不可谓不隆重。母亲最为展扬，昂首阔步走在前面，像领头的母鸡，带着她的所有鸡娃。她的外孙一不小心跑到前面，被她不留情面地喝住，驱赶到身后去。父亲不久之后从火车上就看到了这一幕；他站在狭窄的车门口，瞠目结舌地体谅了母亲的显摆和傲慢。
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离婚的原由，但大抵知道跟一个京剧演员有关，那人是母亲师傅的西邻——后来证明他是一个标准的浮浪子弟，伤透了母亲的心。同时他也最大程度地败坏了母亲的婚姻。
母亲的师傅姓苏，据说现在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楼房高高的五楼上。她当年和京剧小生做邻居时的平房早已拆掉。因为老年不可避免的某些关节上的病症，她下楼时要紧紧地攀住栏杆，倒退而行。母亲每每提到这个，就担心她的苏师傅会一不小心摔下楼梯。想当年，那是多么健壮的一个女人！母亲从中年以后频繁进入回忆，常常以苏师傅作为入口。我们因此知道，苏师傅当年带了八个漂亮女徒弟，在小城闻名遐迩，风头不亚于红透小城的京剧团。那些回忆让母亲颇为自豪，有时她就一不小心说漏嘴……
当年，母亲可说是京剧小生的粉丝——虽然她极力否认。他们是否真的恋爱过，有过一些涉及身体方面的事实，还是京剧小生仅仅出于猎奇对她有过一些暧昧逗引，这无从考证。母亲当然极力想让我们听信她那一套，即她享受了一场狂热的追求。无论两者中哪个是真相，最后，母亲在极度失望、自杀未遂的情况下，草草嫁给了我们的父亲，这却是不容分辩的事实。我们的父亲跳进湖水里救上了她，然后一眼爱上了她；打听到她是轴承厂的，就辗转找到苏师傅做媒。
这就是他们离婚的原由：父亲爱上了母亲；然而母亲没出蜜月，就打算跟京剧小生私奔。据说还没人用结婚来报复京剧小生——这个浮浪子弟因此动过一刻心，就在那一刻的驱使之下，写给母亲一封信。结果是，我们的母亲在接到那封信并决绝地离家之后，京剧小生那冲动的一刻早已过去。母亲第二次投湖，被尾随而至的父亲再度救起。
维持母亲一生怒气的原因，是父亲对她的煎熬方式：既不离婚，也不原谅。父亲长久地呆在工程队，奔赴所有需要架设铁路桥的原野。只在被别人极力规劝的时候，才勉为其难地回家看上几眼。有时春节期间也留在工地，充当一名保安——我后来相信，父亲之所以那样做，完全是因为他恐惧回家面对母亲。这促使他拼命工作，以至成为这个行当的拔尖分子。甚至他借此成功地实现了退休之后被返聘的目的。母亲对父亲的怒怨，随着时日绵延，而变得复杂难言。她等待父亲完成对自己的说服。他们矛盾地浪费着时光，甚至作为妥协的尝试，在生下我姐之后过上了好几年，又生下了我。到最后，有没有我父亲缪一二这个人，已经不重要了。分房那几天，是他们此生最为亲密的时光：他们彻夜不眠，估算着父亲能打一个占什么位置的分数、这分数能让他们分上几楼。他们为这些左右不了的事情焦虑和兴奋了足足两三天。
……
全世界最不可思议的老顽固回来了。母亲带着胜利者的微笑，瞧着她的战利品。凭长相，我们很难认出父亲，因此母亲独特的微笑和目光就尤为重要。我们顺着母亲独特的指引看向缪一二，各人准备着把正确的称呼说出口。父亲作为一个为铁路事业奉献大半生的高级工程师，在遥远的始发地被妥帖地送上列车，并受到列车长一路照看——这更多是鉴于他脑子里的那点问题——和送下火车。列车长把袖章有意无意地亮示给我们，高兴地卸下了这个包袱。我们一拥而上，怂恿两个孩子冲在前头——孩子有着无知的勇气。
爸——这个字从妻子的口中发出。这样的比对，越发封住了我的嘴巴，让我苦不堪言。我的姐夫，当初我姐学校的化学老师、如今的房地产商，叫得比我姐还亲。我姐也成功地称呼了我们的父亲。虽然她恨着他——由于他们的离婚，当年地理老师最终抛弃了我姐。好在化学老师飞快地替补了这个空缺，娶了陷于失恋中的我姐。我低下头，抢着拎起放在站台上的一只旅行包。它很像过去父亲远归携带的那一只。旅行包很轻，到家之后我们才知道原因：只有几个药瓶子装在里面。它们的治疗方向都针对父亲的大脑。
这么说，我们的父亲的确是脑子有点问题了。实际上，他一直是我们的观察对象，重点是我母亲的。当我们簇拥着他走在站台上的时候，母亲分别从左面、右面、后面端量过他。那是一个春季的午后，母亲手里很合时宜地提着一束花——是我妻子买的。她那人平素喜爱花哨。我们都没注意到鲜花是什么时候转到母亲手上的，父亲从火车上下来的时候，场面过于热烈和凌乱。母亲显然也没注意到那花哨的东西，她倒提着它，几朵扶郎滑落下去，一下一下蹭擦着站台。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忽略了手里用以迎接的花束，只顾着把父亲的细枝末节尽收眼底。而我们只注意到他目光的些许呆滞。
咱们要把爸接到哪里？
妻子暗中用肘拐碰碰我，问道。
当然是家里了。我说。
家里的哪个地方？
我承认，妻子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都忽略了几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婚了，是否适合住到一个家里；二是，我和妻子从婚后就跟母亲同住，我们占据其中一间卧室足足有十多年了。而我们这栋房子，只有两间卧室。我们的女儿缪妙九岁了，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她被迫跟自己的祖母共处一室；三是，我和妻子没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我们不知道除了那间卧室，还能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供搬迁。这一切加起来，令我心里充满焦虑。
但我们很快走完了那条站台，一条像传送带似的扶梯很快把我们送入地下通道；拐个弯，另一条扶梯很快又把我们传送到出站口。姐夫的车停在车场离出站口最近的位置——为了显得隆重，同时免去一部分人打车的麻烦，他自己开一部车，从公司调来另一部加一名司机。我们挤坐进去：母亲和父亲分别坐进两部车里，母亲跟着我们一家三口。司机启动车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姐夫的车子后面。母亲抢先坐在副驾上，目不转睛盯着前车，像一位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妻子再次用肘拐碰了碰我，但我们都知道谈那个问题为时已晚。
我的焦虑在不久之后即得到了消除：母亲早有打算，那就是，把父亲安置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她找出整套卧具——床单、枕头、被褥，由我妻子帮忙铺好。这套崭新的卧具说明，母亲得到父亲要回来的消息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她在那天的早餐桌上及随后的电话中，才对她的儿子和女儿公布了这件事。对此我也无话可说，她有权利像一个真正的房主那样，决定在什么时候显示出超人的气度，把她的前夫接纳进来。
没想到，要死在我这里。
母亲极其自信地说；把“我”字咬得很重。
3
父亲的一生都和桥梁有关。他晚年和桥梁的关系之中，甚至戏剧化地出现一个和母亲过从甚密的老姜头：那人本来是母亲的朋友，到最后竟然像是命运早就安排好了专等父亲似的。——这是后话。先说父亲和桥梁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回家不久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在父亲回到家后的两三天内，我们密切关注着他，确保每一分钟他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同时，我们致力于弄清他脑子里的问题究竟有多大——这涉及到他是否具有攻击性。虽然那几天他表现出了极为温顺的一面：除了目光呆滞地喃喃自语，他基本像个无助的孩子。
母亲在接长途电话的时候，被扬眉吐气地接纳父亲这一件事冲昏了头脑，其中原委却没问清楚。这个问题交给了我——这责无旁贷，因为我是缪一二的儿子。
工程局早在多年前即已搬到外省，对我来说，那里过于遥远和陌生。我曾计划乘坐怒吼的火车到那里去，了解一下父亲患病的原因，但母亲阻止了我。她建议我先打个电话了解一下，而不要那么兴师动众。我听从了她的建议。我分别把电话打到工会、老干部部、工程部、局办公室——对于机构建制，我还是懂的，得到情况如下：
二十年来，父亲一直在工程局工作，从助理工程师到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是局里唯一一个有高级职称的人。局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崇敬有加，因为他的高级职称并不是空穴来风：甚至，人们认为他的实际业务能力远远不是高级职称所能涵括。他的敬业比之业务更为令人崇敬，最远、最偏僻、条件最恶劣的工地，都是他积极争取的目标。他在那些空旷、荒凉的原野或山区一呆就是一年半载，甚至几年，直到火车怒吼着驶上他修建的铁路大桥。他带出的徒弟一茬茬走上领导岗位——这就是说，他本人如果愿意，会更早地成为一个领导。但他只喜欢修桥。工会那些好事的人，多次想给他找个妻子；多次被拒后，他们——尤其是女工会干部——都说：老缪的情人就是大桥。人们见过我的父亲缪一二抚摸桥墩时那深情的程度，都说他就像在抚摸女人。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人，他到了退休年龄后，当然被挽留下来——严格一点的说法是返聘。
如若不是缪高工精神方面出了点问题，我们是不舍得放他的……这么多年，他真是为那些大桥操碎了心。精神上的问题，难保不是因为那些复杂的图纸……多复杂的图纸啊……
局办的老主任说。他用到的“缪高工”这个称呼，在我向母亲转述的时候，听到母亲的三声冷哼。晚间在卧室里，妻子捂嘴偷笑，对我说：
妈那是嫉妒。她退休时只是一名轴承车工。
妻子的分析不无道理。她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
爸的脑子……真是让图纸累的吗？那这能不能算因工受伤？
我承认，这个我也说不准。但这个问题在我妻子发问的时候，已经不作为问题困扰我们了。尤其是母亲，在听我转述了局办老主任、工会女干部、工程部经理、老干部部长诸人的溢美之词后，不无骄傲——仿佛是她培养了如此优秀的父亲——她说：
算了。脑子生病，能怨得了谁？何况，他这一辈子难道就没有愧疚？
我和妻子都听出了母亲的意思，这也正是她阻挠我动身乘坐火车的原因：她认为，若非被半生愧疚纠缠，一颗那么聪慧的大脑怎么会得病？
我还听出了这个意思的言外之意：母亲不希望有另外的原因来说明父亲的脑病。什么因工不因工的，她宁愿父亲连退休金都没有，完全由她养着——那么一来，她简直是胜券在握，彻底优越地看着父亲死去了。母亲为此加强了对身体的关注，由每天早晨五点改成四点，到小区外面的炮台山上去压腿和舞剑。
这个环节过去，事情起了变化：很多东西都和另外的东西无关了，主要表现为父亲的精神疾病与他毕生从事的工作不相干了。促使母亲接父亲回来的动力，她的情感中心是一种展示其宽容和胜利的情绪。我们都在母亲的态度影响之下，不再深究桥梁、图纸给父亲的大脑造成的戕害，而是把这两者割裂开来。但父亲发病时的表现，却存心在和工作生气：
在起初的几天内，他表现出极其温顺的一面，配合我们源源不断地对他施以爱意。我们猜测着他的口味做出各种经验之内和经验之外的饭菜，带他去爬山、看大海、逛花鸟鱼市场、看人下棋和玩扑克，姐夫带他参观自己的楼群、请他到高档地方消费——包括足疗和芬兰浴。父亲在被那些东西惊吓的情况下，展示出唯唯诺诺的可怜相，像蹒跚学步的孩童一样迈动双脚、转动眼球。他甚至都没空呆滞了。这段日子的后期，当这些东西因熟识而不再新奇，呆滞重新回到他的脸上。常常在进行着那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躯体和表情就木然起来，嘴角流下一串串不雅的液体，滴到崭新的衣衫上。
这些我们还可以泰然处之，他毕竟是一个脑部有点毛病的人，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我们缺乏经验基础上的预警——一段日子过后，他重新想起毕生为之忍受了孤独、寂寞、严寒、酷热、蚊虫叮咬、时疫等种种苦楚的桥梁。那天，他无端端地从沙发床上蹦起身，舞动手臂，划水一样拨拉着空气，喊道：
让开，让开！
他拨拉着想象中的众人，从客厅一直走到母亲的卧室，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停下，对正在写字台前写作业的缪妙说：
图纸！
他欣喜若狂地捧起缪妙的作业题，眼睛凑到一堆图形上。那是一道很庞大的英语连线题，缪妙在单词和图画之间连起纵横交错的线条，加上英文单词——这些东西强烈地透露出设计图纸的信息。父亲拿起笔，在缪妙的作业题上批批改改，嘴里咕哝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第二天，妻子不得不在送缪妙上学时，向老师解释，我们家那只调皮的猫，把作业画得不像样子。妻子向我复述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悲凉——父亲的批改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片乱画的线条。猫也能干出这件事。我生出一个有点可怕的猜测，为了验证，我让我的房地产商姐夫找来几张图纸，拿给父亲看。我们装作向他请教，提了一些早已准备好的问题。父亲怯生生地看着那些图纸，不知所以。
我由此猜测，父亲被工程局送回家来有两个原因：除了行为乖张，最主要的是，他忘掉了自己的专业。他成了一个无用的人。
我又由此猜测：忘掉专业和脑子生病，这两者之间谁是谁的因？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个无解的谜语。工程局的人想必也推算过其中逻辑。但这其中毫无逻辑可推算，或者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他们又必须说点什么，于是，我就听到了不同部门对父亲众口一词的溢美。
总之，桥梁害了我的父亲。他的乖张行为逐日增加。又有一天，他把家当成了火车，很愤怒地在家俱之间穿行，嚷嚷着：
停车，我要下车！
他把缪妙当成列车员，说：
同志，我要下车；前面没有路了，让我去修桥——只有在这种时刻，父亲二十年前口中吐出含有混凝土质地的话语时那铿锵的味道，才有些许的重现。
类似这样的行为发生过几次之后，就锻炼了缪妙的想象力。她快速穿上我妻子的工作服——我妻子在公交公司上班——堵在门口，对她祖父说：
缪高工，请您回座位去坐好；前面有一座很棒的桥，我们正要通过它。它是您修建的，您大约是忘记了。
我的父亲听到缪高工这个称呼，以及那番很严肃的话，就乖乖安静下来。
渐渐的，我们习惯了在生活中植入桥的概念。我姐姐的儿子戈缪是一名初二学生，后来发展到每个周末都来看他的外祖父。他父亲很忙，派一个专职司机接送。戈缪煞有介事地和他外祖父趴在地上，给一张餐桌、四把餐椅腿命名——无非是编上号码；由缪妙执笔，给一些小标贴编号。他们祖孙三人，给家里所有桌椅腿都贴上标签，让它们有了自己的编号，统一格式为：X号桥墩。为了使桥墩履行职责，他们把它们摆成桥的样子。妻子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到这个弱智游戏中：她竟然买回一列玩具火车。戈缪有一次偷偷撕下一张标签，观察外祖父的反应。外祖父在一觉醒来之后，暴怒地揣断了那根椅腿，嚷嚷着：这个桥墩不行，要重修。我们不得不另买一把椅子，和余下的三把一模一样。
母亲的想象力也有空前拓展，有一次她说：
你们的父亲最后会死在襁褓里。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婴儿。
——咱们母亲的最新虚构饱含张力，因为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气质，而超越了过去所有的虚构。我姐说。我姐缪语是一名语文老师，她业余喜爱读书，对文学方面的事情多少有点见地。我们都对她的评价肃然起敬。
4
桥梁就像父亲一生中一个不可破解的谶语。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春日正浓的一个上午。父亲被接回家的时候是早春，不知不觉，两个月时间过去了。
那天上午，母亲在家里看到空气被从未听见过的声音振得发抖，那声音隆隆响着，停在小区门口不远地地方。槐树下玩扑克的人纷纷站起身，几张牌顺风刮走，在半空里翻翻转转。
母亲推开一扇窗。同二十年前相比，大槐树显然已经是一棵老树了。它站在楼间的绿化带边上，树冠完全罩住我们楼下的小路，比过去多几倍的人玩扑克都不用担心被晒着。有一根枝条伸展到我们的窗户旁，像一道桥梁凌空飞架。我们的父亲不止一次站在窗前，端量那根树枝。他疑惑重重，因为只找到一根粗大的桥墩(就是树干)，桥梁(那根树枝)另一端触在我们家的一根窗框上。戈缪曾捉弄他，告诉他，我们的房子就是另一根桥墩。戈缪说：这是多功能桥墩，可以撑桥，还可以当房子住。
你们去哪？出什么事了？隆隆响的是什么东西？
母亲把那根有点碍事的枝条往旁边拨一拨，问那些正打算迈动双腿离开窗下的人。
要修桥洞了。刚才一定是大型机械的声音。
那些人说。一边焦灼而兴奋地绕过绿化带，从小区正中间的小路往门口走去。
母亲怔了怔。她回头通过卧室门看看客厅：我父亲正在发呆。母亲拿了一只买菜用的提篮，鬼鬼祟祟打开防盗门走出去，把我父亲留在家里。她急火火地穿过小区，来到大门口。那里已经围站了十几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消息灵通的人告诉母亲：以后我们就要走桥洞，不走道口了。道口要取消了。
为什么？
母亲问道。她和我父亲自从分到铁路边的这套房子，往来通行就借助那个窄窄的道口。火车要来的时候，一个身穿铁路制服的道口工就在石头垒砌的道口房里摁动开关，放下一根红蓝相间的横杆。推着自行车或是步行的居民，就停在横杆外面等候。火车飞驰而过，掀起细密的尘土。道口工手拿小旗子站在铁路边上，目送列车远去，然后返身回屋，摁动开关，升起横杆。人们在火车掠起的尘土里跨过道口。
母亲这样行走已经二十多年了。她诧异地瞧瞧那个即将转岗的道口工。道口工也站在门口往这边看。
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安全呗。看看，这段铁路，曲线有多大！视线有盲区！去年不是有人不听横杆指挥，强行跨越，一下就让火车撞飞了！以后这段铁路要围起来了，用一种很结实的网，一平米好几百块呢。
说话的人有个在铁路安全部门工作的儿子。
母亲在门口转来转去，东打听西打听。最后她搞明白了，要在小区门口的铁路底下掏洞子，而不是在铁路上面架飞桥。母亲略微松了一口气：掏洞子不用架设桥墩，也就不用担心我父亲把家里的椅子腿拿来当桥墩。
为保险起见，母亲上前去咨询那些操纵机器的人，得到一个较为专业化的答复：要在线路下面挖出通道，修建一个涵洞。母亲死死记住涵洞这个名词，以便回家后随时使用。她放心地跨过道口去买菜。
工程很快就开始了。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开工已经好多天了。虽然这个涵洞工程很小，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过去修建的那些有二十多根桥墩的大桥相提并论，我们仍小心翼翼避免在家里提到这个词汇。甚至母亲多日不带父亲出去散步，以免他看到那条铁路下面正在挖开的一个小口子。阳台上的窗户则尽量关闭着，幸好炎热的夏季还未到来。虽然如此，父亲仍在一个我们疏忽防范的午后，踱到阳台上，听见大槐树下那群玩扑克的人嘴巴里吐出桥洞的事。父亲屏息静听，不弄出丁点声音，生怕吓跑窗户底下那些嘴巴。他把事情听了个差不离，于是，被欺骗和隐瞒的愤怒、没有从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中获得荣耀的失望、受到忽略的伤心，一齐涌入他的大脑，化作委屈的哭泣释放出来。母亲在她自己的卧室午睡，一阵嘤嘤的低泣萦绕不绝，令她分不清是来自梦里还是梦外。她彻底醒过来，走到阳台一看，父亲哭坐在地上。
当我们得知这件事后，顿时觉得父亲非常可怜。由于对他走失、闯祸、丢丑的诸多担心，父亲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从未外出过，加上精神疾病必然携带的一点自闭，他本人也没有单独外出的勇气。因此他只能坐在地上，用哭泣表示自己的抗议。
经过协商，我们决定允许父亲走到大门口。在出门以前，不管有没有用，由我母亲对他约法三章，让他老老实实地看人家工作，休要指手画脚。父亲唯唯诺诺地答应。父亲由于迟了很多日子得到消息，他见到的已经是这样一副景象：在小区门口前面二十米远的地方，巨大的基坑已经挖好，在原来没有洞口的地方现出一个口子；一个同样巨大的箱型混凝土框架——现场绑扎钢筋和浇筑——严严实实地立在那里，顶在口子上。口子四周搭建了密密麻麻的钢管脚手架，很多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地端量。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那些人都从洞口处走出来。几分钟过后，一列火车轰隆隆从曲线一端钻出，轧过这个正打算挖出一条涵洞的地方，疾驰而去。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保证桥下挖空的时候，火车还稳稳地跑在上面，而不掉下来？
听到这句外行才会提出的担忧的疑问，父亲这个高级桥涵工程师的身子居然也担心地哆嗦了一下。我想，他真的忘掉他的专业了。除了对桥涵残存的条件反射般的、没有技术意义的敏感，他和这些晒太阳的退休老头没甚区别。这么说来，他错过了前面那些测量放样、基坑开挖、承载力检测、绑扎涵身钢筋、浇筑混凝土等诸多程序，的确是种遗憾。那些退休老头日日观摩工程进展，可真是大开了眼界。
从那天开始，父亲时时被火车掉下来的恐惧折磨着。他常在一段类似神游的状态中，猛然惊醒，大叫着：桥！
他接着叫道：
哪能这样修桥！
我的房地产商姐夫对他说：
爸，这种小工程，跟您过去干的那些相比，简直就是挖个狗洞嘛！您那些宏伟的大桥都没事，这狗洞能有什么事？您别担心。
我们的父亲缪一二闻听此言，能略略心安一些。但不久他又焦躁起来，把自己想象成正在乘坐火车的旅客。他甩开手臂拨拉着众人，叫道：
桥要塌了！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这时候就该轮到我的女儿缪妙上场了。她迅速套上我妻子的工作服——为了方便起见，始终有一件工作服挂在客厅的衣帽架上；根据季节变换，前天我妻子刚换了一件长袖衬衣，雪白的颜色，带着肩章；缪妙穿上后虽然像件长袍，但不失飒爽英姿，很像一名列车员。
这位旅客！请您稍安勿躁。铁路部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火车不可能像汽车那样随时停靠。另外，我们的桥梁技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像缪一二这样的高级工程师。在过去，我们就曾往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输送桥梁技术人员，我们帮很多国家修建过无数的大桥……
很难想象，我们九岁的女儿缪妙在这期间，语言表达能力突飞猛进。我妻子下班回家听说后，压抑不住高兴的心情，说我们的父亲真是好家庭教师。
虽然如此，我们觉得，还是不要再让父亲到大门口去了。施工现场日新月异，会让他的大脑持续受到刺激。我们的父亲针对再一次管制，不得已地采取了绝食方案。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把他带到门口。
错过了两天，施工现场在我父亲面前呈现了这样一副样子：钢管脚手架横横竖竖地又多出不少，一台掘土机在前面开道，不时扭动大铲刀，把挖出来的土送到旁边去。涵洞一点一点掘进，那巨大的箱型混凝土浇筑物，由几台千斤顶合力往洞里推进。掘进一点，推进一点。很缓慢，人们交头接耳地互相通知：
十分钟顶进一厘米。完成它需要好几个工作日。
那，上面怎么办？火车？
有人提出这个疑问。
每天，在上午、下午、晚上，不同的时段，分别有不同的车次从我们门前的铁路上驶过。我们和父亲站在那里的时候，差不多下午三点多的火车就要驶来。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但马上就有人抢着用道听途说的知识来回答，说线路已经被多次地加固，“换枕”“防止横移”“牵拉”“扣件”等专业术语不停从他口中吐出，震撼着其他那些不懂此项技术的人。
我的父亲缪一二也是被那些词汇震撼的人之一。二十年前，当他最后一次在我家铿锵有力地吐出那些含有混凝土质地的词汇，我们都明确地知道，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了。他的本能和感觉紧紧围绕着的事物，根本就不是我们居于其中的生活——桥梁那高大神秘的建筑物使他成为一个非凡的人。谁能想到，今天，那些东西把他这样地弃之不顾了。
火车隆隆的声音比往常缓慢许多。大家都知道，那巨大的东西是在减速行驶，降低对非常路段的撞击。线路上原本站立的那些人都退到路基以外。所有人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目睹一列火车从底下掏空了一部分的悬空的钢轨上驶过。父亲枯瘦的手指猛然抓住我——专业技术的丢失，放大了本能和懵懂的职业忧虑。我确信，桥梁、图纸、钢筋、混凝土，这些他毕生深刻沉浸其中的事物，已经改变了他的本性；他遗忘的只是具体的一些公式化的东西，更多本能的、模糊的记忆，却是无限放大了。
巨大的铁家伙最终安全地驶过去了，司机摁响一声悠长的吼叫，我们看到它的屁股拐过曲线的另一端。我们视线的尽头，线路拐弯的地方，路基旁边生长着几丛向日葵；巨大的铁家伙拐过向日葵，带起风，吹得花盘抖动不已。父亲凝望着那个地方，眉间积满不解和忧虑。
5
父亲命运当中的那个不速之客，在清晨敲响我们的家门。
母亲那时候刚结束晨练回来不久。她顺路买了油条，装在一个盘子里，放在餐桌上。盘子很大，长方形，玻璃的——那本来是一个微波炉盘；自从父亲回到家，吃饭的人多出一个，母亲就说原来的盘子不够大，很夸张地拿出这个硕大的东西。她本人钻在厨房里给我们大家熬制一锅大米粥。如今我们家里的常住人口共五人，基本由母亲一人照顾这些人的一日三餐；多或少个把人，在我们看来无甚区别——对母亲来说，简直就是巨变。父亲食量适中，母亲却如临大敌，仿佛家里多了个大肚货。她把所有厨具都换大一码，并不顾初夏即将到来，腌制了五瓶咸菜。她为可以大量储存白菜和萝卜的冬季已经过去而叹息。
那个早上，我们家忽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它给我们全家人都带来了不适。我记得是在厨房飘出大米粥香气的时候，那精神矍铄的老头站在我家门口。母亲尚在厨房，妻子在帮缪妙编一条很复杂的小辫，所以就由我去接待来宾。我一眼就认出，老头是母亲晨练的朋友——他们都穿那种面料飘逸的白裤子。稀里糊涂的，我就把这明显可疑的老头让进了家门，并允许他绕着餐桌耸动鼻翼。妻子从卧室出来，警觉地用肘拐碰碰我，低声问：
谁呀？
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你敢放进来？
你看他的裤子。我提醒妻子。
那条白裤子顿时让妻子想到：情况复杂了。她紧张地瞄向沙发，但父亲当时正在卫生间里。那老头继续耸动鼻翼，脸上堆起满意和盛赞的表情；这就像一种特权，于是他干脆从桌边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了。
紧接着，母亲端着一瓷盆大米粥在厨房门口现身。老头眼里流露出爱慕之色，像是那盆粥都要端给他一个人喝。妻子很机灵地奔过去，接过那盆粥，避免它被母亲失手扔掉。母亲僵在厨房门口，手指老头，说：
你……尾随我？
接着母亲试图向我们解释，她说：
他尾随我！
老头坐在原处，朝母亲顽皮地眨了眨眼，做出一种刻意给她惊喜的表情。我顿时被噎了一个跟头。从苍老的皱纹里挤出少年的爱意——老年人的爱情居然如此可怕。紧接着，卫生间的门发出响动，父亲在里面拧门锁。他每次都要费些力气去对付那把门锁——生活中有几百个难题需要他去对付。门锁左左右右响动几次，终于打开，父亲走了出来。
那个早上我心绪恶劣，一切都靠妻子辛苦斡旋。我们的女儿缪妙只负责看热闹——她也早就懂得男女感情这码子事。老头的调情方式，令她感到很可笑很幼稚。我们一共六口人围桌吃饭，我们的父亲缪一二出奇地安详，令我们不安。母亲暗中严厉批评老头的眼神特别多，都被老头刻意视而不见。最后母亲小声说，尽量保持语调平稳：
吃完这根油条，就快走吧。
老头说：
我要跟老哥下盘棋，比试比试。
他……不会下棋。母亲有点不悦。
那我们就比试剑法。我带了剑。
你带剑干什么？谁让你带的？母亲提高嗓音。她提高嗓音其实还不如语调平和地说话，二十年前那根神秘的鱼刺破坏了她的喉咙。虽说后来她不再感觉到疼痛，也到医院找医生用高瓦数灯照射过，没什么异常，但说话声却受到了影响，一提高嗓门，就变得很沙哑。
我从山上下来，直接就来了，不带着它，怎么办？
我朝门口一看，果然老头的剑立在地上，红穗头很英武地垂着。就连剑都和母亲的一样。他们两人白裤红衣，手持一模一样的剑，令人想起武侠剧里的人物。
我说：
这位大伯，我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一生与科学技术打交道，不擅俗常喜好。
我妻子是一个善于周全的人，她以要迟到了为由，把我和缪妙强行拉走。缪妙走在小区里意犹未尽地跟我打赌：两个老头能不能打起来；如果打起来，谁赢谁输。
妻子说，老人的事，咱们不要管。
我担忧地说，万一有个好歹的呢？
妻子果断地说，去医院。上药，包扎。必要时缝针。
那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
妻子深刻地看我一眼，没给答案。我头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和妻子之间的差距——她的入世和圆通，映射着我相反的一面。多年来，或许是在她的囿容之下，我们才得以和谐共处。
在单位里我一直开着手机，并把早上的情况说给缪语，让她通知房地产商准备好一部车子。缪语问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说，准备一下有利无害。爸脑子一旦发病，谁敢想象？退一步说，即便没动手，也难保不发病。都老大一把年纪了，一不小心就可能栓上。
一般来说，我羞于提及自己的工作。比起其他家庭成员，这件事总是我的心病。我的姐夫原来是化学老师，自从在实验室研磨药粉搞过一次爆炸，他改了行，竟奇迹般成为一个房地产商；我的姐姐缪语一直是语文老师，但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号，是全市十大优秀文化人才之一，上过广播电台和电视；我的妻子，是公交公司十二车队的党支部书记，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手；我的父亲，那就更不用说了，虽然他如今忘掉了专业；我的母亲当了一辈子车工，但前不久，轴承厂被一家外国企业兼并，更名为铁姆肯公司，她摇身一变成为外企退休职工。我如今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企业的普通科员，这家单位裙带关系严重，我整日小心翼翼，仰人鼻息。
自从父亲回家，我经常在办公室喝着茶想想这些事。二十年前，父亲临走前留给我的那句话，现在看来，不如当时照办。当然，母亲肯定阻挠我报考工程院校；核心问题是，我本人没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乱想了很多，看了五份报纸。其中三份报纸都提到铁路涵洞，称这是我市涵洞施工史上第一例顶进施工方式。我认为，这对我父亲来说太小儿科了。我直到下班也没接到家里的电话，等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奇迹般地看到早上那自称姓姜的老头，仍在我家里逗留着——在和我父亲下棋。带红穗头的剑立在门边，老姜头仍是白裤红衣：这副景象让我不得不相信，他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他们都完好无损。
确认这一点后，我的担忧变成不悦。母亲在厨房做饭，饺子已经包了一盖帘，第二盖帘也覆盖一半。她居然用这么工序复杂的饭来招待姓姜的老头。但无论如何，在父亲和老姜头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理解、一种配合，甚至隐隐有友谊的端倪。父亲真傻。倘若他脑子没病，这么一个只会晨练舞剑的老头，怎么可以和他形成这种关系。
我催促妻子向母亲问个明白。妻子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一套。妻子脱下制服，就去厨房帮母亲包饺子，嘀嘀咕咕。晚上她在被窝里告诉我，母亲和老姜头关系不错，每天都在晨练时见面；他们先在山脚广场上跟着舞剑队耍一阵子剑，然后一起爬上两百级台阶，到山头上的一棵大树下压腿。他们两人比赛谁的腿压得高。接着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把后背在树干上撞击一会儿。这种招式究竟是锻炼身体的哪一部分，他们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满山的人都这么干。最后，他们从山北面的小路下山。有的地方坡度有点陡，老姜头会搀扶母亲几把。下山后，他们各回各家。老姜头是个孤老头。
他们这样已经很多年了。妻子说。
母亲为什么不和咱们说？是担心儿女不同意吗？我猜测着。
最近这两个月，老姜头发现咱妈老是躲着他。今天早上就不请自来了。妻子说。
当时老姜头终于告辞回去了，我听到他们在门口告别时约好次日清晨一起爬炮台山。他们竟然真这么干了：母亲和父亲相伴着跨过铁路，穿过炮台路，在炮台山脚下和老姜头会合；三人一起爬山晨练。过了两日，母亲自觉不妥，但又无法退出，因为父亲毕竟是个精神病人。母亲积极地想着让父亲离开老姜头的办法。
父亲非但没有离开老姜头，他们甚至其它时候也泡在一起：老姜头晨练后就和父亲一起，蹲在大门口，看修桥。他们在这个工程上也可贵地相遇了，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看法，比如排水问题、安全问题。
6
后来，再后来……我一直把父亲的最终命运归咎到老姜头身上。老姜头又是母亲晨练时认下的交好，这其中的人物逻辑关系，就有了些微妙复杂。
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涵洞缓慢而坚定地推进着。千斤顶具有无法想象的力量，我每天下班走到大门口，都能明显看出那缓慢的进展。有一次，父亲不知用什么方法征得了施工方的同意，戴上一顶黄色安全帽，站在线路上，煞有介事地向下观望。和他一起获得这特权的，还有神秘的老姜头。我们小区里的退休老头们簇拥在门口，把钦羡的目光投向这两个老头。有人大声喊道：
老缪站在那里很正确！他修了一辈子桥！
施工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是负责技术的，我父亲缪一二慈爱而宽容地不时看看他，仿佛那人是他年轻时的化身。我跨过道口，在小区门口驻足观望，我父亲朝眼镜耳语，对着我指指点点。接着，他朝我高扬手臂，喊我上去。眼镜吩咐站在路基下面的人发给我一顶安全帽。我头一次戴这么沉重的家伙，帽壳里那油腻腻的带子一下子罩住了我的头发。我顶着它，很小心地走上路基，站在一根枕木上。父亲和老姜头一起往下看，对我不理不睬；几分钟后，我明白，父亲喊我上去，只是出于一种老子在儿子面前要炫耀一下的虚荣心。
他越发严肃了。
我的双腿有些哆嗦，因为通过枕木和支撑之间的许多狭窄缝隙，能看到线路下那缓慢推进的箱型建筑。那就是将来我们要日日通过的涵洞吗？它居然在像一个现成的抽屉被千斤顶推到抽屉匣子里——这样的技术，我不敢相信。父亲和老姜头探讨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门专业：水利。我站在那里和那些人旁边，不自觉地心生畏惧，感觉到我是如此渺小。
这个坡，太陡了。
父亲扭转身子，指点着涵洞另一头，说。由于涵洞另一头的出口紧靠炮台路，所以坡度想而易见会很陡。父亲忧心忡忡强调说：
涵洞将会像一口井。马力不够的车，要上到坡顶，恐怕会吃力些。
父亲这时候说的话，很像一个高级工程师应该说的话，完全不像忘掉了专业。他一手叉腰，另一手横着一扫，纵横捭阖的架势非常唬人。他接着说：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排水的问题。坡度这么大的涵洞，雨水量大的时候，排水不及时，积水量恐怕也会很大。
老姜头这时候接过话茬说：
完全正确。排水系统一定要做好。
父亲又目测了一下，说：
涵洞在顶进到坡底的时候，要和上坡形成一个大约在X度和X度之间的拐弯。这个拐弯，是个很危险的视线盲区。
眼镜点点头，说：
您老人家说得不错。起初的设计中不存在这个拐角；但挖基坑的时候，发现地下有一些管道。所以只能改道，形成拐角。
嗯。父亲体谅地说：
施工中遇到地理条件的妨碍，这是常有的事。
接着，父亲就和老姜头讨论排水的问题。他们断言，无论排水系统做得多么好，将来都会积水严重。这么一断言，他们的思路就眺望到了未来。他们边说边迈动双腿，一根根踩着枕木，走下路基，回到大门口普通退休老头们的队列中。
你应该设计一下。
临别时，老姜头怂恿我父亲。他看着我父亲很庄重地点头答应，就放心地跨过线路，溜溜达达回家去了。老姜头住在炮台山南面，而我们家在北面。他从我家返回自己家，就不爬山了，而是沿着马路步行，绕过一个很大的半圆。他家和我家恰好隔着一座山，但这座山只是从形式上略略起到一点阻隔作用，两家之间微妙复杂的联系，却坚韧地存在着。
我心情复杂，因为父亲似乎又想起了他的专业。但是他在用过晚饭后，跟我女儿缪妙讨要了几张白纸，打算做做未来的排水设计时，先前的那个状态又回来了：他不知道跟桥涵有关的设计是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父亲缪一二，徒劳地浪费了好几张纸，但只是画了一些不知所云的线条。他站起身子踱步，迈着记忆中那些灵感奔涌时的步子。但毫无用处。他悲哀地对他的儿子发出疑问：
缪议，我怎么了？刚才在线路上站着的时候，明明有无数的设想在我头脑里出现！很缜密可行！可我此刻就像一个文盲。
显然，我的父亲，您对专业的遗忘是间歇性的。我想对他这样实话实说，但考虑到这样未免残忍，就咽下去了。我说：
您就不要操心了。外面那些戴眼镜的和不戴眼镜的人，都是精通桥涵这门学问的人。虽然他们肯定不如您，但这么个小工程……实在太小了，根本用不着您。
不对。他们排水问题没考虑好。
父亲嘟嘟囔囔了大约半小时。之后妻子和女儿也回来了；母亲掐算着时间，把饭菜摆上桌。父亲闷头不语，吃了两口米饭，忽然扭脸去看客厅里的电视机。原来那里正在播天气预报。他紧张地看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
今夜到明天，阴。
天气的真实状况，完全和预报相符。那几天，天气持续阴着，不见阳光。顶进工程缓慢而快速地结束了。那天我下班，看到一个黑呼呼的洞口大张着，工人在固定限高标志，以便阻挡身量过高的车辆。又过了两天，洞口两头的土坡铺上黑黝黝的沥青。这个过程当中，父亲的真实表现，和一个高级工程师时而吻合，时而差之千里。戴眼镜的技术人员以为父亲在跟他开玩笑，直到小区里的退休老头暗地跟他讲了父亲的病症。那之后，戴眼镜的技术人员就不把父亲放在眼里了。父亲嘟嘟囔囔地对他就排水问题提出担忧，常惹得他眉头深皱。碍于对一个同行前辈的必要尊重，他不便口出不敬之词。这些我都痛心地看在眼里。
父亲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暗沉沉的天空。他对一场雨既期盼又恐惧。在早上的晨练中，他和老姜头各自用后背捶打一棵树干，父亲脸上滴落了两颗水珠，他惊慌地跳开两步，大喊道：
下雨了！
老姜头观察天象，告诉他，那是露水。父亲带着哭腔，说他不相信那是露水。母亲见他又要发病，赶忙把他哄骗下山。在通过涵洞的时候，父亲两腿蹒跚，像在蹚水。新修的涵洞新崭崭的，路面硬结得很好。母亲指着几个下水道口对父亲说：
谁说人家没考虑好排水问题？你看，好几个下水道口呢。
父亲将信将疑地注视着那几个下水道口。但母亲看得出来，他不那么焦虑了。
在我看来，父亲时好时坏，和老姜头关系很大。每当父亲在我们绞尽脑汁的安抚下变的稍稍正常一些，老姜头就找他谈论排水问题。他们每次谈论排水问题，父亲就回家奋笔设计，没一次成功。那些纷至沓来的想法，都只在他脑海里停留上一两秒钟。在同老姜头打交道的日子里，我断定他是一个狡猾的人，成心令父亲露出难堪的一面，以抬高他自己在我母亲眼里的形象。当我把这层意思告诉我姐缪语，并由她委婉地向母亲提出以后，母亲大为不悦。她发誓老姜头是这个世界上最正派和忠实可靠的人。那么，有一次，我们就跟母亲商议，让父亲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这地方由我姐夫想办法解决。离开这个桥洞和老姜头。甚至，我们提议，如果母亲觉得老姜头真那么忠实可靠，值得托付，他们可以去登记结婚。母亲激烈地反对，说那完全是两码事。
你们的父亲绝不能住到别的地方去。他必须死在这个家里，这张沙发床上！
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当绿色防护网在长长的铁路线两边架好以后，道口撤销了。蓝红相间的横杆和手持小旗的道口工都不知所踪，只剩下石头垒砌的道口房，孤零零地立在原地。小区居民、附近花鸟鱼市场里的人、狗或野猫，全都正式从涵洞穿行。我们的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到别的地方去住，宁愿每天陪他看很多遍天气预报，凝望乌暗或阳光炽热的天空。下过两场小雨，不足为患，小区里的路面浅浅地湿了一层，随后就干了；父亲仍惊慌失措地奔赴涵洞，就像奔赴事故现场。母亲在后面跟着，唠唠叨叨，咒咒骂骂。
父亲的精神中心完全浓缩为铁路下那黑暗的涵洞。不仅仅是天气情况成为他时刻关注的焦点，火车驶来的怒吼声，也会令他瞬间异常。很难说他的那些症状——呆头呆脑、惊跳而起、魂不守舍、骂骂咧咧、摔东砸西，是更为正常还是更为恶化。有时他拧锁眉头深思的时候貌似正常，但不久你就会发现他那是走火入魔了。缪妙有一次试着在他这样的时候从身后拍打他的肩头——我们的父亲大叫倒地，手脚抽搐，嘴巴里冒出白色泡沫。老姜头当时也在我家，正是他们共同探讨水利问题后，我父亲发生这样一幕。他安慰母亲说，别紧张，这是羊癫疯发作了。
可是，我们的父亲，以前从未发作过羊癫疯这种让人颜面尽失的怪病。
7
蝉喧嚷，狗吐着舌，热浪晒得路面发软。这就是父亲在那年常常看到的盛夏景象。干燥的天气在持续地考验着他的心绪。我们时常看到他和老姜头蹲在小区门口，眺望这干燥的风景。钢轨在日头下发着闪烁的亮光，犹如白色的闪电。
闪电。父亲太渴望看到那如枝杈纵横的大树一般悬吊在天空中的闪亮之物了。他向老姜头详细描绘在野外施工时遇到过的大大小小的闪电——
六百多次，经常劈毁大树。甚至看到过几十次球状闪电。他说。
老姜头立刻逢迎他说：
球状闪电！那不就是大火球吗？我老汉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识过呢。
他们两人异于常人的谈吐，常常吸引小区里的退休老头驻足旁听。但他们也只是听听而已，不一会儿就走开了。有一对从邻近盛产西瓜的乡镇赶来卖瓜的年轻夫妻，因为要长时间地看摊，不得已地聆听了他们几乎所有疯疯癫癫的话。据他们回忆，父亲和老姜头在那个盛夏里谈论了许多话题，比如，由闪电谈到如何保护建筑物，然后谈到如何保护涵洞免受闪电袭击。因为涵洞状似一口井，更容易接电——他们这样说。接着他们商议在何处安装避雷针。安装避雷针就涉及到要把闪电中的电引向一个安全区。这个安全区选在哪里，他们进行了一番论证，从花鸟鱼市场到小区外面的一片棚户区。棚户区里还住有一些没有楼房住的人，他们觉得应该把他们遣散到旁处去住。
再比如，父亲和老姜头谈论最多的，还是水利问题。他们不厌其烦地分析涵洞积水的两大原因：一是铁路上的雨水渗漏至此，二是周围的雨水因涵洞地势较低而自然汇聚至此。接着他们不厌其烦地商议解决方案，大致包括加高路面、加宽暗沟、设立警示标志、在旁边修建泵站、排水公司和武警官兵介入，等等。这些方案有些根本经不住论证，比如在限高两米的情况下加高路面，那将会造成轿车车顶和行人头部被涵洞顶刮擦的危险后果。加宽暗沟显然也不可行，父亲从戴眼镜的技术人员那里早已得知：涵洞底部铺有复杂的管道设施。还有的方案不用论证就可实施，比如设立警示牌，可以这样写：此处积水严重，请司机控制车速，一慢二看三通过，防止被淹。关于警示牌的内容，引起父亲和老姜头多次探讨，字斟句酌，让卖西瓜的年轻夫妻大开眼界。他们讨论修建泵站的建议，倒是让年轻夫妻觉得是件正事，尤其他们商讨利用闲置的道口房，这样能为国家省下一笔开支。但泵站修建成后，抽上来的积水处理到什么地方去，这又是个难题。附近没有水库和平塘之类蓄水场所，于是他们商讨修建一个很大的蓄水池，地点选在棚户区。拆掉棚户区是唯一选择。这个建议引起卖瓜夫妻的抵制——他们每年夏季都在此地卖瓜，租用棚户区一户阴湿的房屋。年轻女人怂恿自己的丈夫和两个老头理论，遭到老姜的恐吓，说要动员小区居民不再买他们的瓜。他们接着商议的问题是，抽到蓄水池里面的水可以自然风干，也可以灌溉。可一旦遇到持续的大雨天，来不及风干的水就只能用作灌溉，尽快转移出去。而灌溉到哪里去——他们放眼四望，不禁深深叹息。这时候他们想到楼顶花园，觉得应该把所有尖顶红瓦的楼房顶全都改成平房顶……
我们所有人都坚信不疑的一件事是：除了老姜头，没有任何人愿意和父亲长久地谈论涵洞问题。而在卖瓜夫妻看来，这些谈论都是白费口舌——因为天气干燥，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何况，老姜头和父亲谈论中的雨不是一般的雨，而是强降雨。
有一天，父亲照旧蹲在小区门口四处观望。当时太阳金光四射，一道光芒甚至从另一头坡底拐角处的困难角度，照进涵洞里，缩小成一束，打在涵洞这一头的坡道上。母亲拎着提篮去买菜前，看到父亲和老姜头蹲在门口——父亲情绪正常，无甚大碍。她吩咐老姜头好生照看父亲。
母亲此生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太阳四射的那天，把父亲交给老姜头。她要去买一条大鱼，在那个晴好的日子里，做一道清蒸鱼。父亲早晨在沙发床上赖着不起来，为的就是想吃这条鱼。天气那么热，他面朝墙壁，露出瘦骨嶙峋的脊梁，让人怜惜。母亲呵斥未果，就不管他，兀自照顾我们吃油条喝豆浆。我比平时速度快些地吃完，到客厅去看他，他委屈地在流眼泪。在我的再三哄劝下，他才说他想吃鱼。他还强调道：
就那年那样的鱼。
我知道他犯病了。他犯病的症状有很多：比往常强悍，或比往常柔弱。
母亲为了买到二十年前那样的鱼，决定乘公交车，去火车站旁边那个水产市场。她下了公交车，在水产市场湿淋淋的地上选鱼的时候，听到头顶的塑料大棚上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有人从外面跑进来，说：
下雨了！很大的雨！
盛夏是惯常的休渔期，水产市场里的鱼都个头很小，勉为其难。母亲选了一条鱼，远不如二十年前那条，正要决定把它凑合着买下来，就听到那人咋咋呼呼的叫声。母亲手一松，鱼落回到鱼群中。她愤怒地说：
怎么会这样！下起雨来！
那时候，我父亲缪一二的情绪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那之前，老姜头和他讨论了一会儿涵洞问题，抬头看到太阳金光四射，我父亲神态正常，就决定去看看水泵。我父亲也十分支持他去干那件事。他郑重其事地和老姜头握握手，就像往常在施工现场经常和人握手一样——他认为那代表信任及其它很多东西。
老姜头走后不久，太阳就收敛了炽热的光芒，乌云瞬息布满天空。卖瓜的年轻夫妻咕哝着说：
真是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
关于我父亲情绪饱满地奔向暴雨之后的踪迹，众说纷纭。卖瓜的年轻夫妻说，他奔向了涵洞，说要看看排水情况怎样、侧墙上是否有裂痕；一个退休老头说，看到我父亲忽然出现在涵洞上面的铁路线上，大张双臂，要阻止一列在不远处发出怒吼的火车，并大声嚷嚷着说桥要塌了。他怎么穿过防护网上去的，这是个谜；还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说看到炸雷过后，落下一个巨大的火球，它将我父亲袭裹而去。
那天，我姐夫百忙之中路过炮台路，一看天下大雨，决定到我家暂避一时。他从坡顶往下开的时候，看到下面积了一汪水，但仗着开的是一辆宝马，很轻率地就开下去了。结果，他的宝马在涵洞中央熄了火。他说他恍惚看到我父亲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在侧墙上敲敲打打，并不时附耳细听。我父亲还弯下腰，在水里摸索，手里拿着一根临时捡到的木棍。我姐夫试图打开车门，但外面水压挺大，他又担心脏水漫到车里来。正在这一瞬间，他再抬头看时，我父亲就不见了。
那场暴雨下了三天。过后，很多事情的发展都符合了我父亲的愿望：涵洞口立上了警示牌；在废弃的道口房修建了泵站；排水公司和武警官兵介入了应急排水预案，泵站外墙上写着他们的电话号码。
只是，母亲失去了她的爱情。她苍老了许多，不再去炮台山上用后背捶打树干，也不再理老姜头了。有人问我父亲去了哪里，她就淡淡地说：
缪一二啊，修他的桥去了。
